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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沈睿文谈隋唐考古与古代墓葬研究，(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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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安伽墓墓志及骨架出土位置
并非只要在研究中使用了考古资料 ， 就是“××考古” 。 那么 ， 如何才是考古的研究？具体到这批胡裔贵族墓葬材料 ， 首要便是用南北朝隋唐考古学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知识来考量它 。 南北朝隋唐考古学的制度、知识是通过对已有考古资料的系统研究而建构起来的 。 这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已经成为学科基础知识的研究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就会忽视、甚而对研究对象在时空中的分布与嬗变（即分区分期）茫然不清 。 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不仅易于夸大其词 ， 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
因此 ， 还是需要把这批胡裔贵族墓葬资料还原到中古中国的墓葬系统之中 ， 辨析它们跟其他墓葬的异同 。 我认为这是考察这批胡裔贵族墓葬的一个应然的出发点 。 另一个考察的出发点则是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义和内亚习俗 。 将二者交织于中古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下 ， 这批墓葬的意义才能呈现出来 。
这批墓葬资料彼此之间有关联 ， 表明它们的年代及文化指向也互有关联 ， 它们之间存在逻辑关系 。 因此 ， 对其中任一资料做出的学术判断 ， 应该放在这些互有关联的资料中再次检验 ， 而不是在某一资料上做这般解释 ， 可在相关联的其他资料却做另一种解释 ， 过于率性随意 。 换言之 ， 必须运用内证的方法检验所得结论 ， 而所得结论必须是经得起关联资料的反复验证 。
通过这些视角 ， 我重新考察了这批胡裔墓葬 ， 得出了跟既有观点不同的一些看法 ， 也试图对中古中国祆教徒的信仰与丧葬进行构建 。 这可集中见于拙著《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9年10月）的《导论》部分 ， 此不赘言 。 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
您的研究注重对器物、图像和文献等各类材料的综合分析 ， 在一些个案研究实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 比如您对章怀太子墓、阿史那忠墓等的再考察 ， 将分析重点放在墓主、墓葬（或丧礼）的参与者身上 ， 和过去以形制和出土品的分型分式、归纳总结研究有所不同 ， 请您谈谈这些个案整体研究的心得和难点何在？
沈睿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研究墓葬形制、器物、图像或某个题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考古学在构建上述内容的分区、分期时 ， 这是必经之路 。 但是 ， 如果要进而研究整座墓葬 ， 那便不难发现将上述元素单独剥离出来是有风险的 。 墓葬中的同一题材可以在不同载体上出现 。 比如 ， 唐墓所见十二生肖的题材 ， 既可以壁画的形式出现 ， 也可以墓志或石椁线刻的形式出现 ， 也可以陶俑、石俑的形式出现 。 同时 ， 既可以出现在墓室中 ， 也可以出现在墓园兆沟里 。 由此可见 ， 墓葬中不同载体的随葬品之间是交融、互动的关系 。 这里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墓葬壁画与随葬品之间的互动 。 因此 ， 对墓葬不宜对单个题材进行抽离式研究 ， 而是要考察哪些元素是同一组合、其摆放位置如何？置于哪个系统之中 ， 这个组合、系统在墓葬体系中充当何角色？其功能为何？进而以此研究“礼”与“俗” 。 唐高宗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675年11月18日）阿史那忠与已先行下葬多年的夫人定襄县主合葬时 ， 便须重点处理“礼”与“俗”的关系 。 我通过对定襄县主与阿史那忠合葬墓的研究 ， 有两个收获 。 第一 ， 对这座墓葬、乃至所有夫妻合葬墓的准确命名原则有了辨正 ， 即夫妻合葬墓应该是以政治身份高的一方来命名 ， 而非清一色地以男性死者为名 。 后者是因男尊女卑的观念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 。 根据这个原则 ， 我们可以重新考察中古中国的夫妻合葬墓 ， 比如 ， 通过墓葬中夫妻对坐图像尊卑位置的性别安排可判断该合墓葬以孰为尊 。 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很可能便是这样的墓例 ， 在其石椁（石堂）雕绘的夫妇对坐图像中 ， 虞弘夫人便处于尊位 。 第二 ， 对唐代夫妻合葬的礼仪与仪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 它让我们得以勾勒出夫妻合葬时“以卑动尊”所必需的仪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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