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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 二 )


豫剧|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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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常香玉。受访者供图
军功章的另一半
“一睁眼，满脑门儿都是戏。”儿子陈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戏台上的独当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买冰棍，竟连钱也不记得带。”
常香玉大概对这样的“控诉”心不在焉，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痴迷的永远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儿。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说，“结婚之前吧，是老父亲管我，结婚以后都是宪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学生，婚后，陈宪章弃政从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创立了香玉剧社，招收了一批学生，管吃管住，不收学费，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40多人。
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连年灾荒、战乱而流入陕西的河南难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妇当家人。
常香玉教戏，陈宪章写戏，香玉剧社老学员修正宇记得，“老爷子每天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抠，紧跟形势写剧本。”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老先生赶快去书摊上去扒书，由京剧《木兰从军》改编，写成了豫剧《花木兰》，加了比武、送别等选段。”
他仔细地为常香玉讲解角色的出身、内心的潜台词，教她识字、写字，两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陈宪章不满意，指出哪个字要重点发挥，常香玉就换一个唱法。还不够劲，再换。最后，两人达成共识，“这个可以，观众肯定愿意听。”
“老先生把老太太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艺术家。”修正宇说道。
这样的扶持和帮助又岂止是在事业上。给常香玉做饭，照顾孩子上学，给孩子买药、买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务。常香玉每次出去开会、学习，陈宪章都要给她写信，“一条一条地嘱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说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没法。”
相较于陈宪章的婉转和细心，常香玉就显得更急躁。
比起其他兄弟姐妹，从小在母亲身边学戏的常小玉“挨打最多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她登台领衔演出，谢幕时掌声雷动，不等她从兴奋里缓过神儿来，母亲就不留情面地揪出问题。
正是叛逆的年纪，少女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怼回去，“不就是错了一句词儿嘛！”母亲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扬手就打，常小玉的腿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打得厉害了，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几天不搭理母亲。
孩子们难免跟父亲更亲。“爸给我洗头都洗到十多岁，妈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记得我丢了一件衣服，她还给我打了一顿。”女儿陈小香记得，她甚至不敢跟母亲多说一句话，当然，母亲“也没有那么多废话跟你说”。
豫剧|爱国艺人常香玉：戏里戏外都是“花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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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模型）。受访者供图
“香玉剧社号”
顾不过来的时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儿所。
常小玉记得，6岁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亲带领着剧社的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着小裙子，男生把白衬衣都扎进裤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亲是要离开自己一段时间了。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总会发表了一则《爱国公约》，号召大家捐飞机大炮。
“解放以后，艺人翻身，大家都抱着一种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感恩。”剧社学员范玉清记得，常香玉把剧社卡车和自己的首饰都卖掉，连着之前攒下的一点现金一起捐了。和陈宪章商量后，她决定在全国义演、募资捐一架战斗机。
在过去，这样一架飞机的价格是15亿旧币。大胆的提议得到了剧社的支持。
今年82岁的剧社学员韩玉生回忆，当时有人捐钱，有的老师主动要求减薪，“原来拿十块钱的，就减到八块。”他的父亲也是剧社里的老师，为了出去义演、不给观众留坏印象，硬是把烟戒了。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员出发了。他们先后抵达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一张“捐机义演”黑白小广告贴得满街都是，上面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戏目。
没想到，刚到开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龟山》的时候，常香玉打完退烧针、摇摇晃晃地上台。乐队的师傅提醒她“小心绊倒”，她清醒了一点，一句“耳听岸上有人唤”唱出来，观众“哗”地叫好，“劲儿提起来了，发烧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响了。支持从四面八方涌来，观众不计较票价，也不计较自己能不能听懂，4毛钱一张票，他们掏一块钱，夜里拿着铺盖卷排队买；五十多岁的老夫妇大热天推独轮车推了十几公里，就为了给常香玉送两篮鸡蛋；没带钱的印尼华侨，当场摘下金手表捐了；有时候，一下火车，搬运工人穿着裤衩子就来了，把装台、卸台全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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