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重北
2018年4月 ， 40岁的乔斯林·阿里尔德(Jocelyn Arild)在北加州家附近的一所大学上完课后 ， 向南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 前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 那天下午在一个僻静的教堂等着她的是20年前强奸过她的那个男人 ， 以及一名愿意帮助他们谈论那次性侵的女人 。 “我想在教堂见面 ， 因为那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所进行的事情是神圣的 ， ”乔斯林说 。 “但当我把车开进停车场时 ， 我的心怦怦直跳 ， 我自己都能听到 。 ”
这样的对话可能听起来很不寻常 ， 更不用说它会带来的压力和潜在的创伤 ， 但这种方式被称为是修复式司法的一种 ， 其目标是治愈受害者的痛苦 ， 给加害者提供赎罪和被宽恕的机会 。
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性犯罪政策研究员艾莉萨?阿克曼（Alissa Ackerman）博士说:“修复式司法不太关注犯罪本身 ， 而是更多地关注犯罪对人的伤害 。 它让受害者的痛苦得到倾听 ， 让他们的故事得到承认 ， 让造成伤害的人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 ”
和80%以上的受害者一样 ， 乔斯林是被她认识的男人强奸的 。 1998年 ， 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大学派对 ， 乔斯林说 ， 两人都“喝得太多了” 。 之后他们回到一个朋友的公寓 ， 当亲吻发展为抚摸时 ， 她多次拒绝 。 但这个男人没有理会 ， 而是继续抚摸 ， 并最终强奸了她 。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 乔斯林发现自己的胳膊肘内侧和大腿上有垒球大小的瘀伤 。
“强奸完全改变了我 ， ”乔斯林说 。 在此之前 ， 我自信、性能力强 ， 喜欢自己的身体 。 在那之后 ， 我感到羞愧 ， 想躲起来 。 我为所发生的事自责 。 ”
多年的心理治疗帮助乔斯林意识到强奸不是她的错 ， 她逐渐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获得咨询硕士学位 ， 结婚 ， 生了两个孩子 。 但乔斯林说：“我仍然感到迷茫 。 即使我做了所有的情感工作 ， 我从来没有感到自信或对我的身体感到舒适 。 ”
几年前 ， 乔斯林决定公开分享她的故事 。 她与“强有力的声音”项目(一个以性侵受害者故事为特色的短片系列)一起录制了一段视频 ， 并发布在了脸书上 。 不久之后 ， 她在社交网站上联系到了强奸她的人 ， 而他也看到了这段视频 。 乔斯林说:“他立刻给我写信 ， 我看得出他已经准备好谈论发生的事情了 。 ”
当她告诉“强有力的声音”项目的联合创始人贝基·费恩(Becky Fein) ， 她与强奸她的人有联系时 ， 费恩把她介绍给了阿克曼 ， 阿克曼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为强奸受害者提供修复性司法服务的人之一 。 在这次特殊的会议之前 ， 阿克曼与乔斯林进行了多次对话 ， 了解她的问题 ， 以及她想从这次会议中得到什么 。
会议的所有细节也都已经计划好了 ， 从每个人坐在哪里 ， 到谁将出席 ， 以及会议将如何展开 。 为了会议进行下去 ， 造成伤害的人必须承担责任 ， 表示懊悔并希望作出补偿 。
当乔斯林向强奸她的人解释这个过程时 ， 他起初有些犹豫 。 她说:“他很害怕 ， 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公开自己曾做过的事情 。 ”“但当他明白这是一次私人的、便利的谈话时 ， 他同意了 。 ”
虽然听起来有点违反常理 ， 但乔斯琳愿意同侵犯她的男人坐在一起 ， 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 英国的研究发现 ， 在有机会的情况下 ， 各种类型的犯罪的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参加与罪犯面对面的会议 ， 85%的人对这个过程感到满意 。 然而 ， 修复式司法在美国的强奸案件中仍然很少使用 ， 这是出于与加害者面对面会给受害者带来太大的创伤的担心 。 “这种担心是合理的 ， ”阿克曼说 。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有经验丰富的人来指导这个过程 。 ”
事实上 ， 一些人正在为强奸受害者寻找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替代方案 。 根据对2016年司法部数据的分析 ， 80%的强奸和性侵犯没有被报告 ， 这可能是因为受害者害怕被报复、被怀疑或被指责 ， 最终只有不到1%的案件中的加害人被判重罪 。
除此之外 ， 很难找到比法庭更能给受害者带来创伤的环境了 。 在法庭上 ， 对抗性的辩护策略往往把性侵受害者描绘成同样有罪的人 ， 她们穿着短裙、酗酒或与太多男人发生性关系 。 法庭创伤专家称这是“第二次强奸” 。
同样重要的是 ， 修复式司法的倡导者说 ， 即使是给加害者定罪 ， 有时并不能给受害者真正需要的治愈 。 “当加害者被指控犯罪时 ， 他们被告知的第一件事就是否认有罪——这恰恰是许多受害者不想看到的 ， ”同样有过被强奸经历的阿克曼说 。 “受害者希望看到加害者承认他们做的事情 ， 得到他们的道歉 ， 并得到他们的保证 ， 即他们永远不会再进行性侵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