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十年岁月的《中国好声音》，终究难逃一“糊”？ _导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华语乐坛的十年记忆中，有《中国好声音》的浓浓笔墨，自2012年首播以来，它以独特的节目模式设计吸引了众多热爱歌唱、追逐梦想的学员参与，带出了不少优质歌手。首播后一改中国当时各处音乐选秀节目虽风起云涌却出现口碑乏力的局面，风靡一时，收视率同时段超全国其他节目，迅速成为大众谈资。可以说，十年前《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对观众乃至整个综艺市场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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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年飞速而过，音综已然成为综艺市场的中坚力量，从流行到原创再到垂直类小众音乐，各类综艺层出不穷，曾经的被视为标杆的中国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却在如今商业炒作和利益争夺中失去了对于节目底线和品质的追求，最终走向了市场妥协的媚俗之路。然而广大观众并没有接受汹涌而至的谄媚，相反却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失望与调侃。
第十季的《中国好声音》早已无法复刻曾经的辉煌。从2021回望2012，十季的《中国好声音》究竟走过怎样的一段路程。深挖节目本质，跳出综艺市场的框架，我们是时候停下来，里里外外对节目进行一次重新的审视了。
一
人物之间的互动与话题性
《中国好声音》中基本呈现五组主要人物，分别是：导师、学员、主持人、学员的亲朋好友、梦想导师。五组人物关系作为支撑节目的整体框架，在节目制作宝典的规定性里进行了填充和发散，各组人物的选择、搭配以及其特定作用不仅要遵循原版设置还要对照中国内地社会现实和行业状态，同时更需考量当前文化市场的热点现象与大众的心理需求，在凭借节目品质而获得大众首肯之后，就必然要求它继续在社会舆论和市场喧嚣中进行多重发酵。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文化工业作为其中一部分与其紧密相连，一味迎合市场反而容易被市场淘汰。因为大众作为市场的主体并不处于完全的被动，甚至呈现出明显的反抗性。从第一季开始，学员或导师所被动引起和主动制造的各种话题迅速形成社会热点和舆论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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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欧美版的《好声音》在体现学员与导师之间互动性上面着重表现其创新的一面，那中国版的《好声音》则重在谈“情”，强调用情感魅力感化观众，以“情”动人本是放之四海皆准，可在注重伦理传统、人情世故的中国，并在不具备欧美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想象力结合的纯熟表达的境况下，《中国好声音》对情感因素的加码即使不是一剂良药至少也上了份保险。
某种意义上，《中国好声音》不只有一个舞台，至少从视听观赏层面来说，它所强调的不仅仅只是“声音”元素，另一个舞台即：导师之间以及和学员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起着烘托情绪氛围、加强故事性和观赏性的重要作用。显然，每一个学员都有自己的故事，并在不同类型导师之间得到不同的反馈，比如在第三季的的阵容配置当中，导师杨坤提供感性经历、那英带来眼前希望、齐秦指导演唱经验、汪峰负责励志梦想。当观众发笑于杨坤的“32场演唱会”、那英的“我去年带出一个冠军”、庾澄庆的“选我选我”、汪峰的“你的梦想是什么”的口头禅之时，学员和导师之间以及导师内部之间悄悄构成的互动性伴随着学员个性流露与明星导师放下架子呈现普通人的可爱有趣，就此观众绝不仅仅只是倾听学员的演唱，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这场情感故事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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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当观众沉浸在这种以“情”动人的第二舞台之时，大众却在年复一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逆反心理，明星导师在随着节目渐次娴熟时，同样也产生了固定模式的呆板和故作煽情的嫌疑，而明星导师始终缺乏着应具有的个性化见解和幽默化表达。
二
“剪不断，理还乱”的红转椅
提起《中国好声音》观众很难不联想起节目标志性的红转椅。这是偶然也是必然，该节目每一季的命运转变也恰恰和红转椅联系在了一起。2016年因受到版权的影响，《中国好声音》被迫改名为《中国新歌声》，此前的红转椅也变成滑滑梯的模式。可惜这样的变动并没能被观众认可，影响力与收视率呈明显下滑趋势，2017年《中国新歌声2》整季的最高收视率都未能突破3%。更令人遗憾的是当解决了版权纠纷，红转椅回归，《中国好声音》依然没能回到此前的巅峰，甚至在收官的巅峰之夜中也仅仅取得了1.7%的收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