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切·格瓦拉实施的大屠杀 怀孕妇女被处死！
196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娅的女青年被当作反革命者处死 。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 。据记录共有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 。
血色浪漫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 。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样评价他的老搭档 。如果缺少格瓦拉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现在就很难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 。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 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
在其他时候，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难之间的轻重 。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当时，他们亲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 。格瓦拉在信中叙述：“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 。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人们发现一张格瓦拉在1957年写下的工作部署，这时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正从墨西哥转移到古巴 。格瓦拉写到：“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 。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 。“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 。”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 。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 。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的大屠杀有的与复仇和正义都没有关系，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为 。这似乎是他对保护革命成果的一种认识——为了防范复辟 。他看到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推翻，他认为阿本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处死他潜在的敌人 。
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 。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 。”
Fontova还得到了当时卡瓦尼亚堡监狱牧师沙勿略的证词 。沙勿略作为当时安抚这些死囚的牧师，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他们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 。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采访人员，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我在5月就离开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们处死了55个人……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采访人员有幸拜见格瓦拉，会见的地点即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格瓦拉办公室里 。斯台芬准时到达，正好听见格瓦拉向他的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一个人抽搐着倒下 。这位受到刺激的采访人员立刻离开，并为此写下一首诗歌 ，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 。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 。
两个研究格瓦拉文稿的研究员发现了一份前革命军指挥官吉米·科斯塔的证词 。他说很多死刑的命令都是格瓦拉的意思 。格瓦拉一直坚持“如果有疑点，干掉他” 。甚至在胜利前夕，格瓦拉还命令他的纵队在古巴中部处死了24个嫌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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