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为何有那么多社团？( 二 )
1917年12月初，“书法研究会”成立，旨在教给学生们如何“用书法去净化心灵” 。与此同时“画法研究会”也宣布开办 。1922年，这两个研究会合并为“美术研究会” 。在“画法研究会”成立两个月后，有75名学生成为会员 。与“音乐会”一样，“画法研究会”也十分活跃 。在蔡元培融汇各家的教育精神的指引下，他们也鼓励会员们兼学中西方艺术 。除陈师曾外，“画法研究会”还聘请了许多校外名家如徐悲鸿、贺履之和汤定之等为导师 。1920年春节，学校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学生游艺大会，专门为画法研究会募集经费、扩大社会影响 。同年6月，研究会出版了《绘学杂志》 。
打破同乡为主的社交网络
到1918年初，各种课外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大多数社团都由校方资助，且在开办之前须经学校批准，不过一旦正式开办便可由其会员自行民主运作 。它们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社会 。在一个受儒家影响如此之深的文化中，注重修身和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静坐会”，“以为卫生进德之助”;“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 。第一个受邀到“雄辩会”演说的是章士钊，他讲的主题是“调和” 。
许多课外社团的出现是为了鼓励学生相互合作 。北大的生活是“集体淡出、个人突显”;学生与老师之间甚少交流;多数学生的交友圈很小 。《北京大学日刊》中大量的同乡会聚会通知及北大学生的回忆录无一不说明学生思想中仍固守着“‘我们’与‘他们’判然分明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塑造了中国社会 。
1918年苏甲荣的日记是我所见过的最好证据 。对于在北大修习哲学的苏甲荣而言，北京的广西会馆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an importantpoint ofreference)——他常去那里走走，要么是与中学校友联谊，要么是悼念去世的广西名士(比如老师) 。与古代的官员和商人的做法一样，当学生头一次来到北京时，他们会住在本省的会馆里，然后走亲访友 。在每个学年之初，北大同乡会都会为新来的同乡举行欢迎会 。
在1923年的一本《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上列出了包括已退休的教授和毕业生(包括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毕业生)在内的共计500多名会员 。据这份年刊披露，北大受到同乡会的鼓励，为广东举行了特殊的入学考试;而同乡会则游说本省政府为旅京学生提供资助 。同乡会对学生们的意义确实十分重要，因为正是经由它学生才得以获得本省政府的津贴 。陶钝是1920年代末北京大学山东同乡会的干事长 。他回忆说，自己最主要的责任便是发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要这一学年的津贴 。
此外，北大的毕业生(及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在回到本省找工作时，一般会攀附校友 。就这一点而言，通过同乡会建立的人脉往往极其有用 。正如很多人都注意到的，这种传统的社会网络即使是到了发生爆炸性事件的1919年也并未式微 。在整个1920年代，《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同乡会开会启事都很常见 。五四运动后不久，康白情写了一篇关于北大学生的文章，抱怨北大为数众多的同乡会和同学会“范围越狭取材越隘……阻碍社会的进步” 。当然，在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蔓延各省的学生风潮清楚地表明了尽管乡土认同并不排斥国家认同，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 。这在1923年的《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中也有反映 。《年刊》中除了几篇关于联省自治的文章外，其余大部分文章都是阐述具有国家意义的新文化主题的 。
如果北大想要发展出一个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集体身份认同，那么就必须打破这些残存的障碍，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彼此 。这也是倡议成立“学生储蓄银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按照徐宝璜教授的观点，这个银行“可养成学生勤俭之习惯”，“可稍减学生不道德之行为”，同时能教给他们如何互助协作 。评议会批准了“学生储蓄银行”的成立 。到1918年的2月初，该银行已经开始收到来自师生们的存款 。学生互助思想至少部分是受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17年12月教授胡千之倡议在北大建立“消费公社” 。“消费公社”于1918年初开始运营，其理念是当人们通力合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贡献自己的才智与力量的时候，他们将能创造出任何个人都无法企及的成果，并平等地共享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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