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 为何享誉大唐开国第一功臣( 二 )


长孙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身居“天官”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唐太宗自然而然地把大权交给了他 。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改善与突厥的关系 。
但是长孙无忌真正发挥出才华的地方在于他编修《唐律》,撰写《唐律疏义》 。他也因此名垂史册 。《唐律》是与《罗马法》并称的古代法制智慧的结晶 。后来长孙无忌又带领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19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繁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 。《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支柱 。
长孙无忌指出,立法的作用在于“以刑止刑,以杀止杀” 。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 。这个思想十分深刻 。他指出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质,刑罚是行政教化的手段,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不可缺乏 。因此他要求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融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 。《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 。长孙无忌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主张德治和法治并用的官员 。
长孙无忌认为:“法律不是用来监督百姓的短处并诛杀那些犯错误的人的,而是要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人、拯救人,整顿社会的风气 。”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 。这个思想也很有见地 。而且古人认为风俗败坏,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则指出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浅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 。
长孙无忌的这些思想通过《唐律》贯穿了唐朝的始终,奠定了唐朝海纳百川、包容大度的气度 。
安于谦冲临危刚直
李渊把帝位让给李世民后,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可以说是荣宠之至了 。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我家受到的贵宠已经到了极点,实在不愿兄弟再执国政 。”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彻骨之戒”,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 。长孙无忌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以示荣耀 。贞观七年,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认为自己授官是鉴于才行,如果是出于对亲戚的爱,赐给金帛就够了,何必委以重职 。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威风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宽慰他忧谗畏讥的心理 。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魏征死后就更为严重,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 。有一次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 。”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 。”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 。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 。”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 。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 。”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 。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过于考虑自己戒盈持虚、保得全身而不敢犯颜直谏,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 。唐高宗对长孙无忌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唐高宗也确实是一位守成的明君,外方内圆、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 。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 。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更成无源之水 。
但是当高宗的皇位逐步稳固以后,他最终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争议中与长孙无忌爆发了争执 。开始,高宗和武昭仪都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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