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中国 从难以融入到改变中国历法
从晚明到清初，北京宫廷里的耶稣会士，一直想用罗马天主教来改变中国—这个强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国 。但这批耶稣会士失败了 。他们的追随者—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随后也失败了 。仿佛唯物论的共产主义注定要改变渐趋腐朽的儒教中国 。
无意之中，这批耶稣会士却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 。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他们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同时把西方的科技介绍给中国 。耶稣会传教团在北京的建立主要归功于三个杰出人物的策略、办事能力和他们的数学知识，这三个人分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 。
不过，耶稣会引进西方的艺术和科技很难超越北京城的地域范围，比如自鸣钟只在宫廷制作和赏玩 。但是，经过急待传教士修订的西方历法，经由清廷颁布后，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国现在仍在使用的农历基础 。从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历法和天文的钦天监长期设监正两人，一名满人，一名西人，先后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多达数十人 。
就这样，西方历法排挤掉了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历法，以及元明时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历法，开启了中国天文史上新的时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学和文明与古老东方文化也开始了炙热的碰撞和交融 。
利玛窦“开门”
为对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内部厉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罗耀拉创立了耶稣会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将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派遣到海外去传播福音，用教会的话说：“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 。”
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根本不懂汉语，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基本信仰和他们心目中的经典一无所知，把中国人崇拜的东西统称为“魔鬼的发明” 。直到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来到澳门，担任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开始，耶稣会才开始意识到要改变这种无视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 。但是即使是范礼安这样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没能让传教活动有什么进展 。
没有官方许可，任何欧洲人都不得在中国的土地上居住 。中国政府对“洋鬼子”深怀疑虑，平时只让他们在澳门定居，偶尔允许他们到汕头进行商业旅行，还必须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
范礼安常常从澳门远眺大陆，发出“啊，顽石什么时候才可洞开？”的感叹 。他一手培训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正是念出“芝麻开门”咒语的那个人 。利玛窦的方法是把耶稣会士变成中国文人那样的学者，把基督教的教义，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学的糖衣 。
利玛窦首先用西方的书籍、地图、钟表和数学器具引起了中国官员的关注，而他本人对中国典籍的热情同样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 。只有在深深了解了他的传教对象之后，利玛窦才谨慎地提到基督教义 。1601年，因为能修好他送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利玛窦最终获准在北京定居 。
利玛窦试图协调儒家规范和基督教义，他认为“儒家的道理没有任何与天主教道理相冲突的地方”，他声称中国人对儒家圣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并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 。深人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后，他进一步说，古代中国人已经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论 。他领导下的耶稣会传教团，可以参加某些儒家的礼仪活动，但是反对佛教和道教的仪式 。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间，利玛窦从来没有面见过万历皇帝，但是他结交了一些有权势的中国朋友 。不过对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让他树立了一批敌人 。
在利玛窦的努力下，天主教终于在中国立足 。到他1610年去世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四处教堂，领洗的中国教徒达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利玛窦临死之前曾对教友庞迪我、熊三拔说：“我给你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从这座门进去，可以建立许多大功劳 。”而最大的功劳便是西方历法的正统化，这是利玛窦所无法预料的 。
西学繁荣
通往中国之门确实打开了，至少说是开了一条缝，但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并不那么安全 。1616年，礼部侍郎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查办外国传教士 。
直到1629年崇祯皇帝重新修历，传教士的危难才出现转机 。
对历法的控制和发行货币一样，是皇室的垄断权力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管辖时间和日历是皇权的体现 。对时间的认识为人类方方面面的认知、为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奠定了基础 。每个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编纂一部历法，这不历法，除了为民众提供天文知识，比如一个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圆缺，春分秋分的日期，还要标明凶日和吉日 。以备人们选择婚礼、出行、动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动的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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