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观察|找不到“雇主”、成为“个体户” 系统之外又是什么困住了骑手？( 三 )_找不到“雇主”、成为“个体

然而，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处境却几乎每况愈下。
致诚中心介绍，在市场规模化前期，外卖平台为争夺市场份额，通常以优厚待遇直接雇佣骑手。彼时的骑手作为劳动者，可以直接向外卖平台主张各类劳动权益，包括加班费、经济补偿、违法解雇的赔偿金等。这也就意味着外卖平台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都相对较大。
在2015年左右，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区隔风险，外卖平台开始与配送商（即劳务外包公司）合作，将配送业务“外包”，由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并对其进行直接的日常管理。至此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就隔了一道“防火墙” 。原本由外卖平台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了劳务外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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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致诚中心研究，这一模式的出现使得外卖平台节省了约40%的成本（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风险），从此坐稳了“讲究轻资产，追求高毛利和边际效应”的互联网平台方地位。
而配送商则属于薄利多销、吃力不讨好的市场。配送商为了继续向外“甩锅”，开始将全部或部分配送业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多个公司甚至个人。而这一过程，据致诚中心研究，经历了8个模式的转变。
正是由于“原本集中于单一雇主的管理特权功能分散到多个商业实体”，骑手的劳动关系通过不断网络状外包被彻底打碎。这不但导致骑手分不清用人单位是谁，就连法院也常常难以确定用人单位。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正是借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权利保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简单说就是平台经济有没有劳动关系，谁来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常凯认为，平台用工特点和传统企业用工特点不太一样，概括来说就是去劳动关系化与雇主隐身化、分散化。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了，平台得到了很高的利润，但是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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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建议，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虽然这两部法律出台时间都只有10多年，但这10年内互联网发展太快了，新型用工形态发展太快了，当时的法律对相关的问题关注的不够” 。
佟丽华认为，很多企业认为社保的负担过重，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因此国家应该进行研究，什么样的社保是合适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现在各个地方对降低社保费率的政策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