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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平台们逐渐成为一座座孤岛，搜索引擎也成为被误伤的一份子。
一些重要的政务信息很难第一时间在百度上搜索到。以“北京市税务局召开《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为例，百度上无法搜到“北京税务”官方发布的信息，只能看到其他网站的搬运信息，但搬运信息往往有一定延迟。
同时，大量政务类微信公众号在百度上也无法被检索到。在百度搜索“北京发布微博”时可以搜到北京发布的微博官方账号，点进去后可以看到该账号最近发布的微博内容。当搜索“北京发布微信”时，无法搜到北京发布的微信公号。
大平台既是规则制定者也是场内的参与者。比如网约车还在攻城略地时，快的打车红包功能被微信封杀，但和腾讯关系更好的滴滴却没受影响。而拼多多迅速崛起，也和腾讯给了社交入口扶持不无关系。
这些战争中没有无辜者，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城，也对入侵者毫不留情，更不会满足于做好已有的业务，扩张已经深入骨髓。
不安从未消失：作为一个平台，管理义不容辞，但谁又在监督这些巨无霸，保证它们手里的刀不会随心所以地落下？谁去保证它们不会党同伐异？
监管的边界巨头的排他行为并非只发生在国内。2013年，Facebook就屏蔽了竞争对手Vine和前员工创立的Path访问API权限。
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Facebook遭遇重创的2018年，当年Facebook接连在欧洲因为数据隐私问题被罚款，接着又被爆出剑桥分析收集Facebook用户数据丑闻，引起舆论哗然，2018年底，在公众审查压力之下，想要避风头的Facebook暂停了其反竞争平台政策。
Facebook的前车之鉴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巨头坐拥流量自成生态后不会停止向外的触手，将一切威胁扼杀在摇篮中是他们的本能，而野蛮粗暴、某些时候甚至无所顾忌的行为，只能依靠外部监督力量遏制。
国际上已经很少有公司敢将一切业务大包大揽，封禁也不常见，扎克伯克再不待见Tik Tok，也不能禁止他们的视频出现在Facebook页面。
这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公司自己良心发现，还是各种外部力量遏制。这包括美国已经存在100多年的《谢尔曼法》、欧盟去年就提交草案的《数字市场法》，还有公众无处不在的目光。
然而，监督平台其实是个需要谨慎判断的话题。去年12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纽约州等48州针对Facebook提起两起反垄断诉讼，其中提到了Facebook屏蔽对手的行为。
今年6月，法院最终裁决，驳回了46个州和FTC的起诉案，Facebook取得了胜利。在判决书中，法官写道：哪怕Facebook真是一个垄断者，它仍然有权参与市场竞争，它没有任何义务帮助竞争对手。监管本身是要防止失序生长，而不是扼杀竞争本身。
【微信单聊能打开淘宝了，腾讯阿里互开了一道门缝|焦点分析 | 拼多多】客观来说，微信的用户数量已经突破10亿，抖音日货破6亿，巨大的流量池当然需要管理，否则一定会出现各种游走在灰色、黑色地带的乱象。
很多时候，平台之间的封闭某些时候的确带来了更多可控性。微信之所以还保留相对清明的环境，很大原因在微信在清理乱象上很少手软，一度还要求拼多多、京东、腾讯新闻整改，被人戏称“自己人都打”。
不让大厂们圈地自然可以增加互联网活力，问题是，如果急功近利，未来朋友圈会充斥着 “砍一刀”和铺天盖地的垃圾链接。工信部没有一刀切地要求全部开放，显然也是知道背后困难的平衡。
大公司从来不是弱势方，作为手握数据权利的守门员，他们理应被暴露在聚光灯下，接受最严苛的审视，但它们也需要增长的空间。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每一个举措都会引发蝴蝶效应。我们很难去简单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