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民国元年历法改革：阴历新年须照常办公( 二 )_新年|民国|元宵节

“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
当然，这些钱物上的纠葛毕竟只是小麻烦，稍加调整便能解决，老百姓固有的习惯却非旦夕可变。
阴历之所以在中国通行千年，主要在于其上应天时，下洽人事，人们的秋收冬种、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无不与节气历法紧密相关。至于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令节，“小之为神话为历史，大之则为文化之所系，非可根本抹煞者也” 。平头百姓和清室遗老毕竟不同，没有那么深切的家国之叹，之所以坚守旧历、冷对新历，无非是积年的习俗使然。
不过，在民国元年那个革故鼎新的特殊时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也往往会与时代风云扯上关系。“论者谓改用阳历，商人漠不关意，不曰顽固，即曰反对民国”，不支持新历就等同于不支持民国，历法上的新旧抉择，便如此顺理成章地逾越了习俗的范畴，而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在坚定的改革者看来，国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与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只是小节。在“大道”的影响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须做到“新者即行，旧者自废”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自民国二年开始，有些地方官府为推行阳历，严令禁止民间过阴历新年。为此政府制定了新规，要求机关、学校、报社等机构，只在新历元旦放假，阴历新年期间必须照常办公。
可除夕合家团聚的习俗实在不易改变，即便是鼓吹阳历最热情的《申报》，在旧历新年到来时，依旧“承社会之习惯，即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报刊也莫不如此。
原该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门，同样在私下里阳奉阴违，阴历年节虽未停止办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连参议院的会议也闹出了议员大量缺席的乌龙，“因人数不足，延期三钟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数”，只缘于当日是“阴历大除夕” 。
“新旧二历并存”
显然是意识到了政令易下，旧俗难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内务部编印民国元年的历书时，便规定了三条重要的宗旨:一、新旧二历并存；二、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便是默许了旧历的存在，也同时埋下了“新旧二历并存”的伏笔。
由于民国政府的极力提倡，曾经“于人民无与”的元旦，确实一年比一年热闹了起来。在北京，每到元旦日，总统府门前便会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缀满电灯，放假的男女老幼结伴出游，东安市场里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铺在元旦也一律高悬国旗，停市休息。向来做为官府礼仪之用的贺年片，也慢慢地成为了上海民间互致问候的新年礼物。
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凑的也只是官家的热闹。正如民间通称阳历为“官历”，阴历为“民历”，官派与民俗的分野，或许就是新历始终难以取得完胜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与民国的诞生相伴而至的阳历，注定难以改变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见政治之势力不及社会也” 。
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
事实上，在晚清西学观念的影响下，清政府也曾经考虑过改历，并计划在宣统三年(1911年)“更用阳历” 。只不过随后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改历已不再是内部革新的小事，而成为新旧时代的分际线。
可传统的力量是持续而强大的，新旧的对立也并非想象的那么清晰简单。“你爱摩登，可遵新历；我是老朽，且从夏制”，民国元年的历法变革，最终呈现出这般妥协的姿态，却是这个新旧杂糅的时代最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