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二战日军地图为何精确？侵略分子蓄谋已久，关玉衡因此才怒杀中村_日寇|关玉衡|中村事件|日本_历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其中一个诱因，便是1931年6月发生的“中村事件”，时任关东军情报部参谋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他的间谍小组，包括一名退役曹长、一名白俄翻译和一名向导共四人，被东北边防军兴安屯垦区公署所属第三团捕获。在间谍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上校下令将四人秘密枪决，可惜由于保密措施不够严密，最终被日特机关侦知，从而成为84天后挑起侵略事变的借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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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板垣征四郎又致信联络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同学、“山西王”阎锡山，声称自己素来崇佛，打算利用休假的机会到五台山进香，顺便拜会一下阎长官，阎老西当然不愿意得罪日本人，遂表同意和欢迎。
板垣则亲自选了一条入晋路线，他一不坐飞机二不坐火车三不坐汽车，而是以观赏沿途山水为借口，选择了骑马（偶而骑驴咯）旅行，从旧属察哈尔省的蔚县（今属河北）进入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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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晋境后，板垣整整来了个“山西七日游”，慢腾腾向太原进发，一路上考察了所有沿途的山川地貌，随员们具体做什么我们现在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日本人的军用地图上关于山西的资料更加翔实，甚至超过了阎锡山手里的地图。不到两年后的忻口会战中，日军钻隙频频，让晋绥军大吃苦头，而八路军386旅拿着阎锡山提供的军用地图打神头岭伏击战时，却发现晋绥军的地图错漏百出，这就是当年双方在战争准备上的差距。
板垣早年还曾经出任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驻云南的研究员（以领馆武官的身份存在），所以获得我国西南地区的地图也非难事，然后日本人再派间谍侦察核实，最后形成自己的日文版军用地图，只不过鬼子最终没有用上罢了。比较而言，日本人最难获得的是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军事地图，因为这些地区是国民政府的中心统治区，不似那些军阀们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所以反谍、情报机构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日本人搞侦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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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华中派遣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是另外一个老牌侵略分子冈村宁次提供的，这厮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在孙部大败之际，趁机顺走了孙大帅司令里的五万分之一华中军事地图，拿回去献给陆军参谋本部后，还因此获得了一大笔奖金。因为这样的地图就将成为日版军用地图的蓝本，冈村的这一梁上手段，给日本人节省了大把的时间和资金。
不过南京政府成立后，华东诸省是核心统治区，军警密布且较为正统，所以日本人进行侦察核实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在孙版地图基础上绘制的日版军用地图，在大的方向和资料上没有问题，但是细节出入很多，尤其是险山恶水之地，日本的军用地图也没那么精确。1938年的万家岭战役中，日寇第11军所属的106师团轻装穿插江西德安附近山地，所持的就是这样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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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由于所携地图不够精确，以及当地有磁矿造成指北针失灵，第106师团的10000多鬼子多次迷路，没头苍蝇般在山间乱撞的时候，终于被国军第一兵团发现行踪，奇袭变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兵团总司令薛岳闻报，不动声色地就近指挥10万大军，迅速反身完成了对松浦师团的战役包围，遂有抗战初期的德安大捷，一战歼寇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