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宾|中国古代为什么要禁止外国女人入境？答案让人尴尬不已?( 二 )_李鸿宾|浙江|洪任辉|乾隆|杨应

这场案件的原告是以洪任辉为首的外国商会，而被告则是广州海关总督李永标。这场审理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永标敲诈勒索罪名成立，被撤职抄家，发配边疆。而外国人洪任辉则以“串通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被遣送回澳门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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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洪任辉这一“前车之鉴”，朝廷将外商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
亲身审理洪任辉案的李侍尧则认为：“想要防范这些番邦，必须用更多的规章限制洋人。”于是，李侍尧拟定了一份针对洋人的规章制度，并且，得到了乾隆的批准。这份规章中，前几条均是对洋人们在中国的行动限制与私生活内容限制。
广州开埠之初，洋枪、洋炮与洋妇均被视作“违禁品”禁止入境。当时，携家带口的外国商人只能将女眷留在商船上。1746年，两广总督修改了规章：“允许外国商人的家眷住在澳门，但是，要遵守查禁制度。”由此，便构成了我们前文说起的“番妇上街”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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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清廷缘何一定要把外国女性拒之门外呢？四个字：“夷夏大防”！
中国人一向看不起外国人，往往用“夷”、“番”、“蛮”等字眼来称呼，而外国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饰以及其他很多生活习惯等，都被视为“有伤风化” 。而且，如果允许她们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势必扩大华夷接触范围，难免引发所谓“不轨”行为。
这说到底，还是所谓的“天朝思维”在作祟。
但是，有了案子就必须有个了结，“番妇上街”事件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外国人师偕回到了澳门，他的夫人也离开了广州，那么，谁来“背锅”呢？朝廷开始追查跟师偕有关系的中国人，于是，当年送师偕一顶轿子的谢五就成了替罪羊。
不久之后，谢五抓捕归案，被扣上“交结夷商”的帽子，成了“番妇上街”的罪魁祸首。经过广州地方官员的合议，最终，判决谢五发配边疆充当劳役，以儆效尤。等到李鸿宾等人将判决结果送上朝廷后，朝廷批准了，但是，倒霉的谢五却早就死在了大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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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鸿宾等广州官员联合拟定了八条针对洋人的新规章。除了原本的条例外，还额外重申了禁止“番妇”住在商馆、外国商人禁止乘坐轿子以及禁止外商偷运军火等三条。新条例被道光批准后，重新颁布，但是，英国人早就摸清了中国朝廷的态度以及地方官们的底线。
三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外贸垄断权，并且，在中国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原本，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改为“夷官”，实际上，这只是为了针对中国外贸条例进行的改革罢了，从本质上来讲，是换汤不换药。
此后，中英双方一度发生矛盾，最终，矛盾激化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发生的“番妇上街”案件，也成了英国人煽动反华情绪的话柄。那段满清羞于提及的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谈判时，明确要求“外商可以带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这些内容被收录在《南京条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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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后，女传教士更是被允许到内地传教。随后，越来越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来华的外国女性数量更是迅速增加。自此，中国沿海城市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番妇”上街，招摇过市，好不热闹。
不过，清人对她们的印象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只是无法阻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