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关于社区电商的若干猜想( 三 )
这种集体订购方式得到了主妇群体的认可,“共同购买”也由此破圈,最终成为由家庭主妇构成的消费选择、种草交流的“生活俱乐部”,并于1968年被纳入日本生活协同组合。
生协在吸纳了各种民间组织后,逐渐演变成一个生活服务协助组织。根据官网数据,2019年日本生协全国会员总数接近3000万人,家庭加入率为38.4%。生协覆盖面之广泛,至今已经从消费场景囊括老年人看护等助老公益组织。
除日本,韩国也很早就开启了社区环境营造,居民自发地投入到社区生活网优化中。1994年,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育儿问题,首尔市麻浦区城嵋山地区内的家庭主妇自发成立“共同育儿合作社”,后发展为集社群教育、文化活动、社区商业等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组织,内容涵盖学校、剧场、咖啡馆、社区便利店等公共场景。
如果从上述日韩社区商业演化的过程提炼两个关键词,那么很明显是组织+社区店。这与现在国内社区团点的形式相似度极高,但也有明显不同。
三、中国社区适老化开端中国社区电商的表现形式为平台+社区小店,前者作为协调资源的组织,后者由团长、小店店主与社区店一同组成。
不同在于,中国消费线上化的特殊背景,使得消费者可以聚合在平台,平台根据消费需求进行商品匹配,大幅度降低了供求不平衡带来的损耗浪费。即日本零售业通过经营经验积累的供需数据,中国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达成。
但与此同时,日本通过便利店、自动售货机以及社区管理打造的标准化、高质量的社区服务,目前依靠中国社区电商的单一力量暂时难以达到。
中国形态各异的社区小店是城市化进程的特色产物,有其独特的生命力,但在城市化建设的后期,基础设施健全,这些商业个体需要遵循商业体系的运营规则才能稳定运营并盈利。这点从社区团点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早期平台拓展商户讲求数量,以保证全面覆盖社区。随着供应稳定,消费习惯养成,订单逐渐向高质量团点聚集,形成自然的团点优胜劣汰,直到剩下的团点基本满足区域覆盖。
而这些用户筛选出来的社区服务站点,承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以往电商平台通过品牌背书保障商品质量与售后,但社区常常通过社交产生的熟人信任关系来保证结果,社区店主即团长成为不二人选。
【 美团|关于社区电商的若干猜想】央广网此前发布的社区电商团长规范立项内容中披露,社区电商团长以80后为主,主要是社区商店的店主与带小孩的宝妈群体。这一年龄群体深受互联网影响,既具备线上运维潜力,又有服务意识。他们或以社区店铺为信息流通、人脉聚集的介质,或是社区中最受欢迎的群体,天然具有社区组织的特性。
中国社区管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社区成员的参与性、互动性、共建性较弱,社区周围的商业形式也仅停留在满足附近居民的基本需求层面上。而基础物质消费之外,情感层面上的社交互动,恰是团长和小店店主们可以充分调动的。
另一方面,在当前社区适老化的大背景下,无论中国乡村还是国际大都市,都需要一个维系信任的纽带。
按照联合国标准,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即可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该占比超过14%,便是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此次人口普查,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占比为13.5%,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尽管互联网正在加速空巢社区、留守老人群体与外界联系的便利程度,但在中国老龄化进程下,建立一个完善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是更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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