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打虎”之后的危局 最高权力结构不稳固
同治皇帝，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3月23日-1875年1月12日)，清朝第十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 。
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 。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 。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 。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 。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 。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 。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 。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 。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 。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 。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 。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 。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 。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 。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 。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 。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 。
为削弱“八王议政”，掌握绝对股权，康熙、雍正父子可谓前仆后继，费尽心机 。先是康熙利用乾清宫西南的南书房，“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 。入值臣僚除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 。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故它完全是由康熙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权力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权势日崇” 。较之其父，亲历夺嫡之事的“四爷”雍正，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升级版的权力机构 。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为确保军政机密不外泄，雍正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军机处奉命经办一切重大军政事务，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政治中枢 。况且军机大臣无专职，亦无定员 。军机处不设官署，除了奉命办事之外，自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出任何指示，即“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自军机处设立始，雍正将本是大股东身份的皇族成员一律排除于权力中心，清廷中央便形成皇帝一人掌握绝大多数股份，只允许小股东、职业经理人管理国家的体制 。从此清代皇帝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专制集权 。康乾百年朝局稳定的出现，与此中央权力构架密不可分 。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不过到咸丰朝，这种权力架构开始出现松动 。登基后第三年，咸丰就打破祖制，允许大股东之一的六弟恭王入值军机处 。虽然恭王甚堪重任，朝局气象一新，但咸丰担心其坐大成势，威胁自己的控股权，于是一年半后即解除六弟一切职务 。不过七载之后，咸丰北逃热河，身患重疾，实际大权旁落于以肃顺、端华、载垣等为首的“八人帮”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端、载二人俱为铁帽子王，久被闲置的大股东们再度染指最高权力 。按照《剑桥晚清中国史》的推测，肃顺诸人虽“赞襄一切政务”，但由于事出突然，尚无先例，他们“所受的权力既不能被解释为顺治帝未成年时多尔衮的那种摄政，也不能说成是康熙帝未成年时鳌拜及另外三大臣的辅政” 。可以想见，“八人帮”“在怎样抬高他们的作用这一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肃顺在他们之中最为机敏，但又是地位较低的宗人，绝没有资格当摄政” 。悖论即在于，原本最有潜质成为摄政之人的肃顺，却偏偏不是大股东，而端、载二人又难堪此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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