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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刺杀军阀孙传芳 是义举还是故意杀人罪？( 二 )


社会围观
弱女子含恨十年，卧薪尝胆，最终刺杀大军阀，实现为父报仇之夙愿 。此一故事，暗合传统伦理与社会心理期待，蕴藏着丰富的想象与言谈空间，极具戏剧性，故起始就为社会各方深切关注 。刺案当日，《新天津报》刊出号外，予以特别报道 。第二天，此事又上了京津各大报纸头版头条 。
刺案之后，施剑翘利用各种机会，向大众媒体反复诉说为父报仇之心迹 。据其事后回忆，此种作为，是想利用复仇故事，博取社会同情，以达减刑之目的 。从社会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看，施氏此一策略，确实准确把握了公众心理，可谓相当成功 。
社会其它方面，更是不难想象 。
河南省开封县总工会反应最为迅速，早在1935年11月18日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特赦 。施剑翘的家乡安徽更为积极 。旅京安徽学会、安徽各师范学校、工人团体、同乡会、商会等纷纷上书或通电请求特赦 。此外，全国妇女界，如江苏、浙江、上海、云南等地妇女团体，亦发表公开言论，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请求免予处刑 。因社会舆情过于汹涌，天津地方检察院敏锐地意识到，审判有被舆论左右的危险，故而规定不准外人会见施氏，意图阻断施氏通过媒体与社会互动 。
另一方面，孙传芳的亲友也在努力消解施剑翘所构建的复仇故事，以求在道德伦理层面不输与人 。案发后，孙家后人积极联络报界，澄清刺杀经过，力证施氏凶残，同时着力声明，孙家“虽有后嗣，绝不报复”，意欲彰显孙家之宽厚，以博社会同情 。
同孙传芳私交甚好的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亦积极声援孙家 。他一边指斥施剑翘凶悍泼野，目无国法，一边声言孙传芳早已改过自新，横遭不测，实乃可叹 。另外，因孙传芳是山东人，山东同乡会亦为孙传芳开追悼会，指出孙传芳建山东会馆，捐款赈灾，其功德可感 。无奈当时的中国民众对孙传芳往日涂炭生灵的军阀形象，记忆犹深，一时难以刮目相看 。
情法交锋
综观检察院、施剑翘、孙家亲友之作为，无论是意图扩大舆论还是限制舆论，三方都意识到社会舆论同审判的密切关联 。且都重视情对法的影响，彼此的差异点，仅在于对“情”的争取与限制 。
后来事态发展表明，检察院的限制、孙家亲友的努力，较之于社会对施剑翘的同情，都不免相形见绌 。各地请求特赦的电函，多认为孙传芳为军阀余孽，民国罪人，施氏刺孙是为国除奸，饱含着孙传芳死不足惜的味道 。另一面，认为施剑翘报仇举动，其志可哀，其行可悯，所表现出的忠孝之气，亦能振奋世风，在民德堕落之际，甚是可贵 。
总之，细品各方函电，施剑翘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基于法律条文而被规定出的“罪”，全然不被社会接受 。至此，传统伦理所认同的正义，同现代法律所规定的正义，在施剑翘一案中，以激烈的对立方式呈现出来 。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情施剑翘的行为 。部分知识精英，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 。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 。
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唯法律是尊 。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 。然而，此种法律至上的主张，却被舆论边缘化 。甚至在法律界内部，也有人质疑独尊法条的做法，例如芜湖律师公会就致函司法院，请求“原情特赦”;而法学家胡宝蟾也提出“论法还是要讲理，讲理首先还是要推情”的观点 。
有关施案的争论，基本囿于报纸杂志，参与者、发出声音者多为知识精英，上书要求特赦者也多是各团体的头面人物 。那么当时一般平民百姓对施剑翘刺孙案具有怎样的认知呢？因资料所限，今天已难寻踪迹 。但有一线索值得注意 。施案发生后，各地剧院纷纷据此编导戏剧，搬上舞台 。11月25日，《施小姐枪毙孙传芳》在东南大戏院上映，12月5日，《施剑翘枪毙孙传芳》在著名的共舞台演出 。这些戏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倾向性极为明显，无不突显施剑翘的孝女、侠女形象 。一部原名《孙传芳被刺记》的戏剧，上演过程中直接改名为《孝女复仇记》 。这些戏剧的迅速流行，正是契合了当时民众的心理期待，亦可见一般民众早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根据，做出了自己的“正义”审判 。
最具意味的是，施剑翘被宣判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特赦 。特赦的缘由，并非全因舆论压力，据说权势人物的活动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传闻冯玉祥曾为此事积极奔走，国民党两位女中央委员张默君、陈璧君也出力甚多 。一审主审法官文人豪事后回忆亦称，施案受到社会权威人士的种种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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