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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四 )


甚至 ， 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 ， 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 ， 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 。自从执掌这个国家 ， 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 ， 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 ， 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 ， 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 ， 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 ， 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 ， 几乎上台之初 ， 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 ， 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 ， 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 ， 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 ， 刚刚克定天京 ， 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 ， 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 ， 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 ， 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 ， 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 ， 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 ， 形成“清流”势力 ， 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 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 ， 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 ， 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 。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 ， 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 ， 如此得心应手 ， 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 ， 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 。她什么都考虑到了 ， 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 ， 她处处是赢家 ， 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 。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 ， 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 ， 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 ， 一如东邻的日本 。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 ， 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 ， 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 ， 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 。或许 ， 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 ， 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 ， 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 ， 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 ， 是另一个 。
或许 ， 还有一个 。那就是曾国藩 。
“一生三变”
后来 ， 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 ， 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 。他说 ， 做京官时 ， 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 ， “则归申韩”;及至晚年 ， 他以旷达为意 ， “以禹墨为体 ， 老庄为用”……这个说法 ， 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 。然而 ， 它依旧拘泥于皮相 。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 ， 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 ， 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
他以儒生带兵 ， “被服论道 ， 以忠诚为天下倡” 。做京官时 ， 他曾上书皇帝 ， 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 ， 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 ， 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 。然而 ， 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 ， 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 ， 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 。据说 ， 在他湘潭首捷之后 ， 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 ， “曾某以在籍侍郎 ， 犹匹夫耳 。匹夫居闾里 ， 一呼蹶起 ， 从之者万余人 ， 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 。从长沙到衡州、江西 ， 他不仅屡战屡败 ， 而且形影孤单 ， “每逢春风之怒号 ， 则寸心欲碎” 。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 ， 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 ， 以“守制”的名义 ， 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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