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五 )
他只能改造自己 。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 。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 ， 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 ， 他也处处与人为善 ， 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 ， 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 ， 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 。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 ， 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
一个时代 ， 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 ， 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 。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 ， 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 ， 然而他身上汇集的 ， 不仅有美好与坚韧 ， 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 ， 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 ， 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 ， 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 。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 ， 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 ， 可以造就朱熹那样 ， 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 ， 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 。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 ， 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终其一生 ， 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 ， 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 ， 而到了晚年 ， 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 ，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 ， 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 ， 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 。后来 ， 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 ， “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 ， 在赫德看来 ， 曾国藩老朽而昏聩 ， 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
比如惩治凶犯 。7月17日 ， 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 ， 与曾国藩会晤 。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 ， 他均无异议 。但他强调 ， 在确认凶手方面 ， 该案有其特殊性 ， “常例群殴毙命 ， 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 。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 ， 聚若云屯 ， 去如鸟散 ， 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 ， 孰致命 ， 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 ， “拟一命抵一命” ， 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 ， 那么 ， 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 ， 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 。对此 ， 罗伯特·赫德谈到 ， 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 。初晤罗淑亚时 ， 曾国藩日记记载 ， “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 。然而 ， 仅仅两天以后 ， 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 ， 罗淑亚骤然翻脸 ， 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 ， 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 。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 ， “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 ， 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 ， 将炸平天津 ， 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 ， 《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 ， 除了就事论事 ， 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 ， 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 ， 他们曾张贴布告 ， 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 。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 。曾国藩说 ， 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 ， 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 ， 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 ， 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 ， 他又多方张罗 ， 筹集了一万两银子 ， 以安顿他们的家属 。据说 ， 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 ， 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 ， 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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