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 六 )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 , 还在后头呢!9月18日 , 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 , 曾国藩急急奏报 , 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 , 系属误判 , “(但)又抓获范永一犯 , 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 , 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 , 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 , 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 , 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 , 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 。那么 , 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 , 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 , 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 。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 , 他绾接了二者 , 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 。此前 , 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 , 他遥为议论 , “自古称国富者 , 以地大为富;兵强者 , 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 , 来中国者人数无己 , 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 , “此次角斗 , 彼必不能坚守” 。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 , 那么 , 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 , 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 , 他“为之悲泣 , 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 , 他“阅之不觉呜咽” 。次年秋天 , 他的日记记载 , “四更成眠 , 五更复起 , 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 ,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 , 胡林翼视师安庆 , 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 , 临死之前 ,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 , 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 , 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 。在这里 , 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 , 上海失陷期间 , 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 , 此时如数交还 , 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 。他说 , “彼虽商贾之国 , 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 , “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 , 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 , “师夷智以造船制炮 , 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 , 他说 , “未敢遽问九世之仇 , 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
然而 , 他很快发现 , 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 , 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 , “各委员详考图说 , 以点线面体之法 , 求方圆平直之用” , 换而言之 , 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 , 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 , 他曾经赞叹 , “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 , 然而 , 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 , 他已经意识到 , “船成之后 , 仍需酌改营制 , 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 , 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 。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 , 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 。“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 , 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 。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 , 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 , 在器具变迁之后 , 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 。在这个意义上 ,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 , 无疑更有先见之明 , 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 , 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 , 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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