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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评敌后国军游击队 基层全土匪指挥官是军阀

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 。中央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中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牢牢控制其辖区，国民政府难以插手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逼迫南京中央力量出华北，河南省主席易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开始壮大，河南形成中央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 。河北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处于冯系、晋系、奉系争夺之下，政治生态异常复杂，既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也有原晋系残余，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 。华北的这种状况，朱德在抗战前夕答采访人员问时曾有描述：“北方的部队及其领导人根本不行 。他们作出的跟南京方面的统一行动计划，几乎没有开始执行 。像宋哲元将军这样的人物指挥的北方部队，一方面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我们活动的影响 。下级军官很抗日，但他们的上级指挥根本没有行动的计划 。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 。”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 。因为二十九军的迅速溃败，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在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 。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 。早在战前，国民政府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 。”战争爆发后，随着中方主动开辟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在华北的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 。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中共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士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 。
正如中共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共党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 。抗战开始后，中共部队接受改编，开赴前线，担负保卫华北的责任 。此时，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中共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37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 。”尽管这一方针的执行和贯彻并非没有波折，但其基本思路还是得到落实，八路军分散成各个支队出动到华北的四面八方，和中共地方党及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在华北慢慢扎下脚跟 。
总起来看，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发展的绝对要素，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则是中共辅助武力进取的利器 。由于各地状况、条件不同，力量也不一样，中共在各地的发展同中有异 。1937年9月，刘少奇提出中共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存在、发展方式：“第一、在一切被日寇占领地域，共产党与八路军应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去动员与组织群众 。第二、在山西我军的后方，应努力争取我党的公开，争取共产党与八路军应有自己公开的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并领导群众运动 。”
河北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应国民政府要求到达该地区时，大片国土已经沦陷 。依靠武装力量，迅速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是坚持抗战同时也是寻求生存发展的必要路径 。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和地方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逐渐扎住脚跟，冀西就是这样的案例 。首先是武装的发展：“冀西是从非常混乱的局面澄清出来，各地有进步武装及工作同志，如邢台有东北游击纵队一部同志，临内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赞皇有一批老同志，低声下气的利用公开合法来进行工作，后来有骑兵团，这些对于冀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力量 。”在武装的基础上，中共不断向下深植，通过群众运动制造声势，发展组织，逐步建立并稳固根据地，冀西的赞皇是中共当时工作的先进县，其继续发展的路径是：“赞皇过去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党与八路军有很高信仰，工作也较有基础，地区适中，形势好，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是可能的 。所以重新配备了干部，决定以农会作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从农运中大量发展党 。中共这样的发展态势，国民党方面后来报告中曾描述为：冀西唐县“多山为奸伪盘踞之地，组织极严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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