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与抗日 臭名昭著的军统光明的一面( 二 )
之所以其名为“忠义救国军”是因为别动队中有大量帮会分子，“忠义”观念易于团结 。另一方面戴笠也想以此名与共产党的游击队相区别，从中可见戴笠的用心 。作为国民党控制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由最初单一抗日的性质到后来有所改变，它一方面与汪伪作战，另一方面与新四军等中共的部队摩擦不断 。抗战胜利后被改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后被解放军全歼 。
假币制造者
日本为了取得战备资源和贸易的需要，伪造了大量法币和地方货币 。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据统计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 。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将假币卖给不法的钱摊，使之得以进入非沦陷区 。这些假币以假乱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币的流通量，并对法币价值及大后方物资补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物资外流、稳定大后方经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划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战略物资 。
1942年初，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仿造汪伪货币，破坏其金融的计划 。此事由宋子文、贝祖诒、戴笠三人负责，并获得了美国的帮助 。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在国内收集了各种敌伪的货币，宋子文在美国秘密联系印钞厂代印 。在美国所仿造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两种钞票 。当时使用假钞分东南与华北两路，运送假钞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装钱的木箱子外写明“特物”两字，下面编号，只有收件人才能开箱，连运送箱子的押送人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 。东南地区由忠义救国军各个支队、浙江淳安的货运局长负责，东南办事处处长指挥，这一区域一共运进了一万五千箱假币;华北方面由重庆用专车押送到老河口货运局长处，经商丘转送华北各地 。除由美国代印高仿的沦陷区钞票外，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军统局也曾自印伪钞 。戴笠专门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厂房，并从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印刷工人 。
日伪为了打击假钞，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 。戴笠在报告中承认“特券”在沦陷区“未能达到预期成效” 。特别在华北地区，日伪的“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 。运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币被日军发现，已经运送到界首的假币只好就地烧掉 。东南地区运送的假币在浦东抢购物资时被汪伪发现，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 。日本人发现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后，他们也不断地变换货币图案，以此来阻止假币的流通 。可是重庆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断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 。秘密就是军统在日本的谍报机构里安插的特工——林顶立 。
林顶立，又名林一平，台湾人 。此人精明能干，少年时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看中吸收，不久转入日本警视厅工作 。因为他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中国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很快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1939年林被派往厦门担任特高课的大特务头子泽重信的副手，负责中国沿海地区情报搜集 。实际上林顶立是位心怀国家的血性汉子，曾多次计划投奔祖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林借这次机会与军统局取得联系，被任命为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从此成为军统在日本特高课的双料特工 。
林借助其职位的特殊性向军统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尤其是在对日经济战中，日本人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发明一种新的检测手法，军统总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迅速安排印刷厂做出相应调整 。印制伪钞这一特殊手段大大破坏和扰乱了日伪的金融稳定，同时换回了大量物质，更补充了军统的经费 。军统各边区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的开支都从这批假币中开销 。据统计截止到1944年3月，华中地区的假币数额就在4000万左右，每一千元的钞票中就有一元是假币 。印刷假币的工作直到1944年军统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门才停止 。
铁血制裁
投敌卖国是为人所憎恨的行为，抗战期间重庆方面对依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合作的汉奸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暗杀行动对伪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同时也震慑了投敌卖国分子 。军统在上海曾策划了多起对叛徒的刺杀行动，目标包括汪精卫、丁默邨、张啸林等重要汉奸头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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