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警戒中国 日本具有危险基因与帝国冲动( 二 )
当然，这些资料与甲午战争没有直接联系 。所谓“反省”并不是中国人所期望的对战争罪行的反省 。但是，就在日本战败，海军不复存在，甚至新宪法规定日本将不能持有军队的前提下，旧海军的成员们还是如此认真细致地反省过去，这种精神令人不寒而栗 。
历史印证日本具有危险基因
查阅日本的这些资料，笔者感受最深切的，是日本民族对海洋的执着 。这种执着，在甲午战争119年后、太平洋战争开战7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与有关邻国愈演愈烈的“岛争”中，又一次强烈地显现出来 。
119年前，中日各自走在自己的十字路口，然而两国间爆发的这场战争，却彻底了改变了双方的历史轨迹 。战争之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受了割地赔款的耻辱，由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本凭借战争所获得的丰厚赔偿，一跃而入列强队伍 。
甲午一战，大清输在掉以轻心，输在尾大不掉;输在国力空虚，输在老大帝国的傲慢上 。100多年后的中国，国力已经恢复到一定的强度 。但同时留给我们的课题却是，如何掌控局势，更在于如何能动地掌控中日局势 。
119年后，再次回首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十分必要 。贴有二战战败国标签的日本，一直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即修改《和平宪法》，拥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军队 。而在日本右翼极端势力眼中，最能帮助日本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一场战争 。或许，在这些势力的如意算盘里，认为如果操控得好，一场合适的冲突既能让日本走上正常国家道路，还能再次打乱中国的崛起进程 。
历史告诉中国，日本社会中具有这样的危险基因与帝国冲动，并且日本时刻都在做细致的准备，只要有机会，它就会牢牢抓住，并狠狠地咬上人一口 。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多次印证了这一点 。
回顾历史：居安思危实现民族复兴
有的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把后来的抗日战争称之为第二次中日战争 。这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极为重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两次战争 。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先行者已经看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思考 。魏源曾经说过要“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就是要学习外国人的技术来制外国人 。李鸿章曾经最早倡导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所以就有了后来绵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重点就是仿效西方，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保卫国家的海防 。这是当时的中国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回应 。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面临亡国灭种生存危机的时候，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 。中日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 。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倭国把效仿西方、脱亚入欧(就是它要离开亚洲进入欧洲这样的一个理想)和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具体的步骤 。这样，中日两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就会出现碰撞 。
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倭国的崛起会对中国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兴亡的竞争中，倭国将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假设敌 。在1874年的时候李鸿章就曾经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倭国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为了防御倭国侵略，他重视海防建设，组建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提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倭国起见 。”
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 。在抗击倭国的侵略中，当时中国一部份的官员发布过高昂的抗战言论，中国官兵也曾有过英勇的抵抗，但是从全局上看，当时中国官方对于战争的战略指导和军事运用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是准备得好的，所以首战即败，每战皆败，无论是西式装备的海军，还是相对落后的陆军，战争爆发之后军事一败涂地，仅仅半年就在战争中全面崩溃 。交战双方，倭国是虎视眈眈，有备而来，时刻在寻找时机，战略上倭国是主动的 。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倭国强行干预、挑起中日战争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训练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同中国来决战、最终通过朝鲜作为一个跳板踏上大陆、继而称霸世界却是倭国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 。反过来，无论当时中国花多少钱买装备，或者不买装备，造颐和园，或者不造颐和园，中国在战略上都是被动的、消极的 。倭国是在寻求崛起，并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崛起的本钱就是实力 。中国呢，是在防止坠落，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防止自己从世界中心地位的坠落 。有一些人认为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中国可以免于坠落，而更多的中国人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坠落的地位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 。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人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那种改革的状况、社会的状况所做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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