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短命原因 导致秦帝国灭亡的最大祸首是谁( 四 )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 。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 。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 。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 。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 。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 。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 。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 。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 。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 。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 。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 。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 。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 。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 。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 。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 。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 。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 。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 。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 。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 。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 。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 。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 。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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