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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曾给大清留下一线生机 只可惜错过了！

历史走到了 19世纪后半期 。中国又生生错过了二十年的改革机遇 ，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 清王朝的政治架构已经很难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 。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生、发展的严重障碍 。
最后的覆亡当然不只是外来敌人这唯一的因素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 年 7 月21日)的傍晚 ， 清廷重臣曾国藩与其最为赏识的机要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 ， 在这段对话中 ， 对天下大事有着极为精准判断的赵烈文认为 ， 清朝一系列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 ， 这些问题到了关键时刻必将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满洲人 。这些历史问题就是“诛戮太重” 。嘉定十日、扬州三屠 ， 诸如此类 ， 满洲人都没有及时给予合理解释 。赵烈文预见了大清最后十几年种族主义必然崛起 ， 大清欲学晋宋南渡皆无可能 。满汉双轨既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 ， 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门 ， 是一把双刃剑 。他预言 ， 清王朝的覆灭超过不了五十年 。赵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兴”的曙光中说出这段话的 。
落后的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 ， 被动地进入了世界 ， 被动地接受着丛林法则的蹂躏 。连续的教训 ， 也在推动着它进行某种变革 。《北京条约》意味着又一个时代的开始 。它被动地化解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二十年来的冲突 。知耻而后勇 ， 在被英法联军打败后 ， 清王朝内部反而出现了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的现象 。
清帝国在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的领导下 ， 以及“中兴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 ， 终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 ， 侥幸地解决了困扰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 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改善 ， 一场以学习西方为标志的洋务运动正在逐步展开 ， “同治中兴”的欢呼声充斥朝野 。
清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 也可能就不会发生赵烈文的悲观预计 ， 半个世纪之后的清王朝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
然而 ， 清政府没有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 而是半信半疑 ， 中体西用 ，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 到头来发现学习西方的结果 ， 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强的现代化海军 ， 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权意识;中国拥有一大批近代企业 ， 诸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制造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等 ， 但没有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 。掌管这批近代大型企业的人 ， 差不多都是“红顶商人” ， 因而这些企业虽然在基本装备上非常现代化 ， 但管理它们的却是旧式衙门 。
落后的政治体制 ， 旧传统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败 ， 让清政府陷入无法自救的恶性循环中 ， 腐败、贪污、惊人的浪费 ， 是晚清官场的常态 ， 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机 ， 经济上的“同光中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 中国没有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入与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 ， 更没有踏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节拍 。
没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缚更能阻碍传统的突破 。旧的观念严重禁锢了中国人 ， 扼杀了人才 ， 窒碍了创新 。中国在收获“同光中兴”经济成功时 ， 没有适时实现社会转型 ， 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社会中坚阶级 ， 这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 。它为后来的历史突变 ， 为大清帝国的瓦解 ， 埋下了一颗最具生命力的种子 。
没有冷静的头脑就不可能有冷静的智慧 。光绪二十年(1894年) ， 朝鲜问题凸显 ，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东北亚危机？假如中日不幸开战 ， 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后来的中国人知道在战略上要蔑视敌人 ，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 但1894 年的中国人 ， 被“同光中兴”热昏了头脑 ， 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均不将日本当回事 。著名诗人易顺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陈治倭要义疏》 ， 其中一段这样说：“日本鼠也 ， 非虎也 。言其饷 ， 则借债;言其船 ， 则木质;言其兵 ， 则市人;言其技 ， 则浅学;言其国势 ， 则中干;言其人心 ， 则内乱;言其土地、人民、赋税 ， 则不过敌中国一二省 。中国之财力 ， 胜十日本而有余 ， 岂制一日本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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