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百的奇耻大辱！接受二十一条真正内幕( 二 )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 。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 。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 。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 。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 。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 。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 。”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 。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 。但是，《泰晤士报》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屁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 。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 。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 。2月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 。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 。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 。
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 。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虽然1月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 。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 。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 。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 。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 。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 。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 。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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