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顺帝“八使出巡”的反腐戏 张纲拒绝作秀
自东汉中期起 ， 外戚、宦官与清流官僚构成左右朝政的三大集团 。吕思勉指出：
“汉朝时候的社会 ， 本不及后世的平等 。它的原因 ， 是由于(一)政治上阶级的不平 ， (二)经济上分配的不平 。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 倘使政治清明 ， 也还可以敷衍目前 ， 为‘非根本的救济’；却是后汉时代 ， 掌握权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 。”
我们不能将三大集团统斥为一丘之貉 ， 以一句“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权斗”抹杀所有是非 。毫无疑问 ， 外戚与宦官代表着王室 ， 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特殊集团；而清流官僚代表着文治政府(按钱穆之见 ， 汉武帝以来文治政府开始脱离王室而独立 ， 是政治制度的一大进步) ， 力图还国家民众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东汉和帝以降 ， 倚恃君主好恶的左右摆动 ， 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控制朝局 。但不论哪个集团上台 ， 重用的都是自己人 。区别仅仅在于 ， 外戚倚重的是娘家叔伯兄弟及其党羽 ， 宦官集团起用的是惟命是从的鹰犬死党 。这样的政局哪会清明！而黑暗腐败的中央政治 ， 总是勾结地方上贪墨官吏与不法豪强 ， 鱼肉当地民间的弱势群体 。吕思勉这样概述当时情势道：“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 ， 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布满了贪墨的官 ， 各处的土豪 ， 就都得法起来 。那么 ， 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且以顺帝朝为例 ， 以张婴为首领 ， 聚众万余人 ， 在扬州、徐州之间(今江苏南部)长期“寇乱” 。这一群体性事件的真正起因 ， 是那些弱体群体“不堪侵枉 ， 遂复相聚偷生 ， 若鱼游釜中 ， 知其不可久 ， 且以喘息须臾” 。
且说汉顺帝11岁即位 ， 成年后立侍中梁商之女为皇后 ， 不久 ， 就拜梁商为大将军 ， 其子梁冀为京城最高长官河南尹 。梁商还算安分 ， 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 ， 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 ， 还目无国法 ， “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梁商一死 ， 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 ， 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 ， 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 。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 ， 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 ， 而且为恶更烈 。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 ， 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 ， 无论他怎样作恶 ， 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 ， 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 。这是社会的觉悟 ， 有一定的限度” 。然而到东汉中叶 ， 人们已普遍觉悟 ， 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 。在推动社会觉醒上 ， 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 ， 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
史称 ， 顺帝“委纵宦官 ， 有识危心” 。皇帝有危机感 ， 固然值得肯定 ， 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 ， 无异引虎驱狼 ， 则是绝对昏招 。汉安元年(142年) ， 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 ， 整肃纲纪 ， 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 ， 分行天下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 ， 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 。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 ， 史称“八使同时俱拜 ， 天下号曰八俊” ， 朝野翘首引领 ， 期望值相当高 。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 ， 班宣风化 ， 举实臧否 。”《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 ， 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 。所谓“班宣风化” ， 据司马彪《续汉书》 ， 就是“其有清忠惠利 ， 为百姓所安 ， 宜表异者 ， 皆以状上” ， 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 。而所谓“举实臧否” ， 据《资治通鉴》 ， 就是“其贪污有罪者 ， 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 ， 墨绶以下便辄收举” ， 说得浅显点 ， 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 ， 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 ， 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 ， 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 。不言自明 ， “举实臧否” ， 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 ， 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 。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 ， 多历显位” ， 官衔也都不小 ， 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 ， 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 ， 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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