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汪景祺写书讥讽康熙竟带来灭门之灾

中国有句古话叫“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历朝历代,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 。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在其风光之时,有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向其投书,其中大肆奉承,说“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史上无人可及;什么郭子仪、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伟人” 。上书还不够,汪景祺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年羹尧的七言律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 。”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 。
要认真说,拍马屁也是门官场学问,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尧阅后心花怒放,于是将其收入幕中 。汪景祺是个不得志的帮闲文人,他去见年羹尧原本只为打秋风,谁知这一打,给自己打出了大灾祸 。不久,汪景祺又给年羹尧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其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 。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认为功臣既能定乱,必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
汪景祺上书之日,正是年羹尧受宠之时,他对汪的劝告不以为然,未作理会 。不料后来“年案”爆发,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弥达奉命查抄年羹尧住所时,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被发现,据其奏报,“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 。随将伊家人夹讯 。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 。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 。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 。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 。……”待雍正看到《西征随笔》后,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齿,其在书封上痛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据说,“此、种”二字间似脱漏一“杂”字,雍正之怒,直透纸背 。
那么,汪景祺究竟何许人也,他在《西征随笔》里又写了什么,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动肝火呢?说来此人也非下层,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时即有文名,只是科场上远没有年羹尧那般一帆风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届四十的他才考中举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惨淡,几乎已成定数 。虽说久困于科场,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如其在《西征随笔》中说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直到五十岁后,“渐知素昔之非,降心从人,折节下士 。”也就在这段时期,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随同游历,之后即将西北地区的见闻记录成书,献给年大将军作纪念收藏 。事后,年羹尧未以此书为不是,获罪时亦忘记加以销毁,由此牵涉两人,成此大狱 。
【清朝历史上汪景祺写书讥讽康熙竟带来灭门之灾】除以上马屁诗文及《功臣不可为》外,《西征随笔》中触怒雍正处颇多,其中有妄议朝政的,有对年羹尧、胡期恒歌功颂德的,更有拿康熙老爷子开玩笑、说“皇帝挥毫不值钱”的 。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据 。汪景祺最严重的当然是“皇帝挥毫不值钱”这句,其中原委是这样:康熙南巡无锡时,士人杜诏道左献诗,康熙颇许可之,遂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有“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 。某无锡人听说后,以为皇上题词未免浅薄,遂戏作一七言绝句,曰: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云淡风轻近午天”出于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名诗《春日偶成》,原诗为: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此为南宋谢枋得编的《千家诗》第一首第一句 。想必知道其中危险,汪景祺书中未说这个无锡人是谁,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结果则成了自己有意讥讪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 。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将此事此诗纪以入书,已有明显的讥讪故意 。这在当时,可是要被杀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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