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贿的帝国 从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 七 )
福建的水师也不落后 ， “收受陋规 ， 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 ， 水师收入“得自粮钠者百之一 ， 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缉私者的收入 ， 居然有99%来自走私的分红 ， 也难怪出现了“海口兵弁代藏毒品”的故事 ， 甚至 ， “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 ， 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
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指出 ， 随着大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加强 ， “禁烟造成关税停征 ， 但是却被贿赂代替 ， 而贿赂居然三倍于关税 。”这位深谙大清国情的汉学家说：“用不着说 ， 帝国官吏是贪污的;在违禁品的征课上 ， 他们所干的 ， 正是自从有人懂得那一套以来、中国官场上就一直在干着的那种勾当 ， 也就是能向商人榨取一文便榨取一文 。非法贸易的扩张 ， 之所以超过为“公行”垄断权所束缚的合法贸易而驾凌其上 ， 正是广州和沿海口岸官吏们卖放的直接结果 。一面使这种贸易扩张 ， 而一面又把禁令列诸法典 ， 以备不时之需 。这对有关的官吏们是有经济上的好处的 。”行贿基金的润滑作用十分显著 ， “一等交涉停当 ， 各方面的眼睛就立即都闭起来了 ， 甚至连在走私船只边上的缉私艇上官员也不例外 。”
此后 ， 随着鸦片走私规模的不断扩大 ， 猫鼠游戏也在不断升级 。广东地方官员经常占据道德高地和权力优势 ， 推动对鸦片贸易的更严格管制 ， 从而拉高权力寻租的价码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 ， 就是把行商和“公行”推向第一线 ， 让他们作为反鸦片走私的第一责任人 ， 政府因此得以规避了缉私的义务 ， 而享受弹性监管的好处 ， 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 ， 抬高“寻租”的行情 ， 又不必亲自动手 ， 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
6、禁烟幕后的推手
在几次被“钓鱼执法”后 ， 忍无可忍的行商们 ， 在1821年向外商们发出书面警告：停泊在黄埔水面上的鸦片走私船只必须即刻退出 ， 否则“公行”只能提请官方强力介入;今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保证书) ， “公行”才能对外商的商船予以担保 。而“公行”的担保 ， 是外商在华进行贸易的通行证 ， 没有担保 ， 一切贸易都是非法的 。
外商们开始还置若罔闻 ， “公行”商人却绝不敢再与官府玩游戏 ， 他们主动向官方举报了涉及鸦片走私的4艘外籍商船 ， 其中英国商船3艘、美国商船1艘 。官方随即对这4艘船予以强制驱逐 。4艘船被迫退到了当时被当做“外海”的伶仃洋 ， 并在那里继续进行鸦片批发交易 。
从这一天开始 ， 中国的鸦片贸易进入了所谓的“伶仃洋时代” ， 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
而“伶仃洋时代”的最大变化 ， 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 ， 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 ， 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 ， 用马士的说法 ， 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
马士将鸦片走私的“伶仃洋”时代 ， 分为3段 。第一阶段 ， 从1821~1828年 ， 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 ， 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 ， 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 ， 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 ， 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
1828~1835年 ， 是“伶仃洋”时代的第二阶段 。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 ， 鸦片交易市场再度向北扩张 ， 到了闽粤交界的南澳 。这一时期 ， 鸦片的走私进口量猛增到了年均18712箱 。
自1835年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 ， “伶仃洋时代”进入全盛时期 。精简了行商这一中间环节后 ， 外商们的利润大大提升 。鸦片走私大干快上 ， 年均进口量达到了30000箱 。
在“伶仃洋时代” ， 在广州经商的外商们 ， 因为原先的“硬通货”鸦片被禁 ， 无法以货易货 ， 只能将在伶仃洋销售鸦片后的白银 ， 带到广州采购回程的中国商品 ， 多了道程序 。但这一来 ， 他们在广州的交易就成了纯粹的采购 ， 而没有把柄可抓 。一个“干净”的商人 ， 对一个期待“不干净”的官员来说 ， 就是一笔损失——广州的官员们少了巨大的灰色收入 。同时 ， 因为都在外海进行交易 ， 并与中国的消费终端日渐实现了无缝对接 ， 外商们开始不再将大清国的缉私干部当干部看了 ， 这大大激怒了这批既得利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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