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唐代百姓们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唯一手段

【逃亡:唐代百姓们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唯一手段】在唐代极盛时期的天宝十四年(755年) , 全国人口有961万户 , 5200万人 。而到肃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万户 , 1699万人 , 以后逐年下降 , 直到元和年间人口才开始回升 , 达247万户 , 到相对比较安定的长庆、太和年间 , 人口逐渐稳定在300—400万户之间 。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 , 但也与政府控制不了流动人口有关 。
早在开元天宝之际 , 租庸调制已经破坏 。“玄宗方事夷狄 , 戍者多死不返” 。但将帅为了邀功 , 士卒死亡多不除名 。在王鉷为户口使时 , “案旧籍 , 计除六年之外 , 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 。天下之人苦而无告 , 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 在苛捐杂税的暴敛之下 , 人们不得不开始逃亡 。其后则是“科敛之名凡数百 , 废者不削 , 重者不去 , 新旧仍积 , 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残瘁 , 荡为浮人 , 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 如是者殆三十年 。”(《旧唐书》杨炎传)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没有停止过 。由于一家逃亡 , 租税均摊于邻里 , 邻里逃亡 , 其租税仍摊于乡县 , 于是一室空而四邻亦尽 。一家逃而牵动乡邻 , 一乡动而牵动全国 。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书曰:“臣出使经行 , 历求利病 。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 , 今才一百余户 , 闅乡县本有三千户 , 今才有一千户 , 其他州县大约相似 。访寻积弊 , 始自均摊逃户 。凡十家之内 , 大半逃亡 。”(《旧唐书》李渤传)这里没有一个时间年限 , 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
受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北方 , 南方由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 , 应该说影响不著 。特别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 , 物产较为丰富 , “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漕引潇、湘、洞庭 , 万里几日 , 沦波挂席 , 西指长安 。三秦之人 , 待此而饱;六军之众 , 待此而强 。”(《旧唐书》刘晏传)人口的逃亡应当相对较少 。但从文献上看 , 人口逃亡也是触目惊心的 。柳宗元在永州(约805— 815年)时写的《捕蛇者说》 , 借用捕蛇者蒋氏之口 , 说出了湘南人口的异动情况 。“自吾氏三世居是乡 , 积于今六十岁矣……曩与吾祖居者 , 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 , 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 , 今其室十无四五焉 , 非死即徙尔 。”六十年间 , 人口逃亡或死亡率达90%以上 , 三十至四十年间 , 为70%— 80% , 十二年间为50%—60% 。这个数据虽限于一个很小的地区 , 而且是一个粗略的估计 , 但却与李渤的数据相仿佛 。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 , 天宝年间 , 郴州八县有31303户 , 道州五县22551户、139063人 , 永州四县27494户、176168人 , 衡州六县33688 户、199228人 , 以衡州户口最多 。元和六年(811年)正月 , 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说到衡州户口逃亡情况时 , 不仅统计数字准确 , 时间跨度确定 , 而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范围 , 包括衡阳、衡山、常宁、攸、茶陵、耒阳六县 。这使我们对唐代逃亡户口的普遍性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该奏折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 , 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 , 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 。臣到后团定户税 , 次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 。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 , 擢授大郡 , 令抚伤残 。臣昨寻旧案 , 询问闾里 , 承前征税 , 并无等第 , 又二十余年 , 都不定户 , 存亡孰察 , 贫富不均 。臣不敢因循 , 设法团定 , 简获隐户 , 数约万余 。州县虽不增征科 , 所由已私自率敛 , 与其潜资于奸吏 , 岂若均助于疲人 。臣请作此方圆 , 以救凋瘵 , 庶得下免偏苦 , 上不阙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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