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限度 宋朝皇帝所受10道束缚究竟是哪些?( 三 )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 。王安石鼓吹“祖宗不足法”,其危险性就在于他试图解开套在皇帝头上的“紧箍儿” 。
六、史官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 。记注之职,其来尚矣 。”这一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 。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 。吕公著曾告诫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 。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 。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 。”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据明代笔记《读书镜》,“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者 。久之 。内侍王继恩问其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 。’”
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 。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 。北宋人刘无言在太学读书时,阅读《史记》,看到书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句,便跟同窗夸口说:“明日考试,我必用此句 。”第二天太学考试,出的策论题是“论《神宗实录》”,与军事毫无半点关系 。但这难不倒刘无言,他答道:“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 。”结果他的策论获得第一名的评分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刘无言的急智,而是宋人关于历史书写的认识:史官具有独立的“秉笔权”,不受君命所左右 。
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 。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 。宋哲宗时,“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即这个大臣想跟皇帝秘密商议事情,要摒退左右与史官 。但起居舍人吕陶坚决抵制,他说,“君臣议事,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 。”哲宗最后只好下诏,确立了今后议事时史官必须与闻的原则 。
七、权力结构
如果说“史官”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假如皇帝对历史声名全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皇帝没办法的——那么,宋代的权力结构便是牵制皇权的积极力量——君主专制的企图是跟这一权力结构相背反的,因而专制的君权是难以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展开的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仔细考察这个权力结构 。
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 。但请注意,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限定词:“名义上”,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政府(宰相机构)执掌 。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
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 。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 。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 。”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 。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 。”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 。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
即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有谏官甚至看不惯皇帝的“无为”,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 。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 。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 。”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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