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生母抗战被炸死 蒋介石为何下令低调安葬( 三 )


哿马二电拜悉,谕以大义,以汉高祖为法,公尔忘家,儿不胜感奋涕零 。暴尸在外,儿亦不信,即使是事实,为表示吾人革命决心,亦决不受敌威胁,兹已遵谕电复武岭学校,并电在永康之毛母舅,设法派人探视 。儿对此事已不过于悲痛,乞释念,儿远离膝下,已将一年,眷念无似,拟于十月底来渝,以补定省有阙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坟墓遭敌寇破坏事件,之后证实并非空穴来风,为此事件,蒋经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给父亲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内心难以言宣的深沉悲伤:
武岭学校来信,儿生母之墓被敌人拆毁后,灵柩亦遭盗贼开拆 。后来,以我方无动静,敌人见计不售,乃听由乡人将灵柩盖好 。儿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对此事已坦然于怀 。武岭学校方面已汇去五千元,作为校费及分赠亲友之用 。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过六年,蒋经国回顾往事,在致父亲信上仍三复思言,指陈生母之死是他毕生最悲痛之事:“儿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泪上机忍痛离赣以来,无时不在忧念苦愁 。儿生母之亡于敌手,以及赣州之陷于敌军,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终身所不能忘者 。”
为了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小慎微地处理若干问题 。小自应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次 。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于父亲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让蒋经国大伤脑筋 。由于战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实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都让蒋经国大费周章 。
蒋经国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生书写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号的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人一阅 。”蒋经国信上提及的“吴老先生”即吴稚晖,毛福梅作传立碑之事,蒋介石即命请吴稚晖捉刀 。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幅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写的样稿旁边,写下这段文字:“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 。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 。毛太夫人,实为蒋经国之显妣也”,接着,吴稚晖在一旁写下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蒋经国写的“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吴稚晖并加上了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 。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已经设想得面面俱到,“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这八个字,一方面顾虑到蒋介石可以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 。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
换言之,吴稚晖认为,不论是传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蒋氏父子所谓的“蒋经国生母”来称呼毛福梅,而必须以“显妣毛太夫人”称呼毛福梅,这不仅是恭敬已逝长辈,更是对中国传统礼制的尊重,这或许正是孔老夫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微言大义吧 。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经国敬立” 。将毛福梅生前事略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一大盛事 。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辞句举措引起宋美龄不悦,事前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吴稚晖写好毛福梅事略,蒋经国则将有关毛福梅传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给蒋介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 。故而,蒋经国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
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考 。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以儿意为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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