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高考的特殊性 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 三 )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 。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 。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 。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
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 。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
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 。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 。
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 。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 。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 。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 。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 。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 。“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 。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 。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
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 。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 。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 。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 。
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 。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 。
【明朝高考的特殊性 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 。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 。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 。”“乡党”关系，？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 。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 。
推荐阅读
- 冬至的传统风俗有哪些 细数这些最传统的习俗
- 三国时期两位最淫艳的女人 一生都在玩弄男人
- 秦始皇为何不停开疆拓土的原因 只因自卑作祟
- 《红楼梦》为什么宣扬“同日生的就是夫妻”？
- 耶律大石是怎么样的人？历史如何评价耶律大石
- 薛宝钗住所在哪里 薛宝钗最后怎么死的
- 佛教的“卍”与纳粹标志“卐”之间有何关系？
- 孔子的工资都干什么用了？
- 华夏始祖黄帝的故事
- 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