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理解严复 纪念《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 三 )


严复不像他的众多研究者,喜欢区分古今中西 。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遍主义者,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虽以普遍主义者自居,但却是以某种文化或文明为普适性文化或文明的伪普遍主义者 。在严复看来,人类共同的真理,决无始作俑者,而是由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人来共同阐发;而它们之间的互文(intertext)互释,则是这种共同阐发的基本方式 。他从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诸晓数国之语言文字者不能也”中悟出,不仅语言文字是这样,人类公理也是这样:“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 。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 。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 。”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但不会因输入西学而消亡,相反,却会中西互补,相得益彰 。因此,严复始终对西方思想持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 。
也因为上述认识,严复不像后来许多人那样,对西方思想崇拜得五体投地,亦步亦趋,毫无批评 。他虽然早年深受斯宾塞的影响,却并不像史华慈所说那样,让斯宾塞的思想支配了他以后整个思想的发展 。严复思想的发展,不是证明了斯宾塞对他思想的控制,而是刚好相反 。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对斯宾塞进步主义的进化论似乎深信不疑:“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 。”然而,到了翻译《法意》时,他的这种信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他认为古人向往的所谓三代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宗教迷信;另一方面却又说,三代之治必远过于秦,“此其说诚有不可尽信者:顾以一二事之确证,知古人之说,不可诬也,则有如吾古人之重乐 。试取《乐记》诸书读之,其造论之精深,科学之高邃,不独非化者之所能窥,而其学识方术,亦实非秦以后人之所能 。”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他将目光转向西方,指出西方的进步大都在物质方面,“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 。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 。”并且,“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 。”严复的这种判断,也是近代以来不少西方人的判断 。
即使我们承认进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承认进化是朝向某种类型人类生活的出现,也不能得出它是道德上最可赞扬的 。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 。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深信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已有了类似的思想 。他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就不像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 。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 。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文明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 。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 。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 。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 。到了他晚年,他更将这些负面效应归之于进化学说:“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 。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杀人要利之机 。”值得指出的是,严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发现现代性所包含的严重问题的 。严复对于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批判,足以证明他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证明鲁迅说他是十九世纪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是何等的正确 。
严复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西方思想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而且还在于他几乎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 。他并不仅仅把近代中国的命运视为一个只与中国有关的特殊事件,而是已觉察到了它从属于全球现代性的性质:“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来所未有 。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 。”中国要想自存,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努力去适应这种形势及其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身体力行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任天为治,满足于指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以强调历史必然性来取消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因为这等于是取消了自由 。严复无法像后来的进步一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历史必然性自慰,而对现代的种种苦难和弊病视而不见,因为他决不认为现代就是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理想的完美境地 。作为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无法以现在为代价来换取一个虚幻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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