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杨振宁“关门弟子”翟荟:“最笨”的方法做科研

“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 。 ”杨振宁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 翟荟就是其中一个 , 也是最后一个 。
古香古色的科学馆 , 在美丽的清华园里更显庄严朴实 ,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荟的办公室就在科学馆三层 , 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在二层 , 一层是杨武之先生曾经工作的地方 。
在系列纪录片《大先生杨振宁》中 , 由于翟荟的办公室更为“简朴” , 便被“征”为纪录片拍摄地 , 他六岁的儿子 , 也客串了儿时的杨振宁先生 。
虽然刚40出头 , 翟荟就已经获得多项荣誉 。 2021年9月 , 他又接连获得了2021年“科学探索奖”和2020年度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 。
在他看来 , 科学是面向未知的 , 科学家不能“躺平”在已有的成绩里 , 要持续不断地探索 。
科学|杨振宁“关门弟子”翟荟:“最笨”的方法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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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荟在办公室 田瑞颖摄
“宁拙勿巧”
科学馆 , 是清华大学最“古老”的四大建筑之一 。 2007年 ,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高等研究中心)搬至科学馆 。 这里除了是学生们的“网红”打卡地 , 还走出了不少科学界的“网红”学者 。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 , 杨振宁先生应聘担任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 1998年 , 翟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 并进入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学习 。
大三暑假 , 带着对科学未知的探索 , 他走进了心中神圣的科学殿堂——高等研究中心开始科研实践 。
一个午后 , 正在楼道打印的翟荟 , 遇见了同来打印的杨振宁先生 。 简短交流后 , 杨振宁先生让他回去看一篇最新发表的实验 , 并在暑假回来后探讨 。
就这样 , 他成为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关门弟子” , 最后一个博士生 。
博士毕业后 , 翟荟先后前往两所国外高校开展博士后研究 。 2009年 , 高等研究中心更名为高等研究院 。 同年 , 翟荟回到高等研究院工作 , 并带领团队开展冷原子等量子物质的理论研究 , 还涉及凝聚态物理、引力理论、机器学习、量子物质和量子信息等方向的交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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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高研院院长顾秉林院士和翟荟研究组合影 翟荟供图
“宁拙勿巧”是杨振宁先生说过的话 , 也是对翟荟产生最大影响的话之一 。
【科学|杨振宁“关门弟子”翟荟:“最笨”的方法做科研】翟荟说 , “宁拙勿巧”是一种科研态度 , 一方面是说做科研不要投机取巧 , 做学问必须诚实;另一方面是说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 ,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
“这句话解释起来很简单 , 但真正做起来 , 并不容易 。 ”翟荟告诉《中国科学报》 , “我跟学生们做研究时 , 都是采用‘最笨’的方法 , 比如理论推导 , 就算有捷径 , 我们也不走 , 必须一步一步来 。 ”
2021年 , 翟荟撰写的教材《超冷原子物理学》在剑桥出版社出版 。 在将新书送给杨振宁先生后 , 先生在回信中写道 , “你的书遵循了你的研究物理的方法 。 ”
在翟荟看来 ,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 , 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风格 , 何其幸运 。 ”
不可触碰的“两条红线”
回国至今 , 翟荟已经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博士后 , 不少学生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教授 。
科学|杨振宁“关门弟子”翟荟:“最笨”的方法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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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荟和研究组学生、博士后合影 翟荟供图
“我的学生 , 有两个红线绝对不能碰 。 ”翟荟告诉采访人员 , 一条是学术诚信红线 , 另一条是科研经费的政策红线 。
“就好比火车警戒线 , 不仅不能碰 , 还必须离得越远越好 。 ”说到这里 , 他变得严肃起来 。
在翟荟的研究组里 , 对“抄袭”的定义 , 有着“苛刻”又“不成文”的标准 。 “抄袭是绝对不允许的 , 如果所写文章有连续7到10个单词跟别的文章一样 , 那就叫‘抄袭’ , 即使跟自己以前的文章一样 , 也叫‘抄袭’ 。 ”
他解释说 , “7到10个单词并非标准 , 而是强调文章中的每句话都必须是自己独立写的 。 如果每句话都是自己写的 , 不太可能出现一长串词完全重复的情况 。 ”
对于学生每篇论文的学术水平 , 翟荟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 他认为 , 学生的学术水平是随着积累不断增长的 , 最初的文章影响力也许不大 , 但随着积累 , 慢慢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
虽然在科研态度和科研诚信上 , 翟荟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 , 但在日常工作中 , 他们是很欢乐的大家庭 , “学生们都不怕我 , 以前都是直接喊我‘翟荟’ , 也就近两年 , 才有学生开始叫我‘翟老师’ 。 ”翟荟笑着说 。
实际上 , 他们也经常会因为科研观点不同而争论 。 在翟荟看来 , 这种争论才是科学应该有的状态 , 也最能迸发出好的点子 。
“科学里没有权威 , 科学就是追求理性的实事求是 。 而科学家精神中 , 最首要的就是探索真理 , 实事求是 。 ”翟荟说 。
在他看来 , 科学不同于技术 , “科学是探索未知 , 而不是攻关 。 ”
2019年 , 翟荟获得了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的支持 。 与以往的项目不同 , 它不要求明确科研目标的计划书 , 也不需要非常细的经费管理预算 , 项目科学家可以根据研究自行决定经费使用并开展研究 。
项目答辩时 , 一位评审专家问他 , “你提出的研究新效应 , 究竟新在哪里?”面对这个问题 , 翟荟“老实”回答说 , “不知道 , 如果我还没研究就知道新在何处 , 那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不算是新的 。 ”
对于这个回答 , 评委并没有因为他没有提到新在哪里 , 就否决他的项目 。 相反 , 他的项目还获得了支持 。 后来 , 翟荟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 , 也大力推崇了这种科研模式 。
这也让他觉得 , 近年来北京市科创环境有了明显变化 , 例如怀柔科学城、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等的建立 。
但他也指出 , 科学探索有多种模式 , 除了大的科学中心、团队作战等模式 , 小的研究组也是一种模式 , “希望可以继续加强对小课题组持续和大力度的支持 。 ”
“不要给科学家‘贴标签’”
除了做科研 , 翟荟还会腾出时间 , 干些看起来似乎跟专业不相关的事 。
比如 , 每年他都会阅读四五十本书 , 包括历史、社会、纪实、通识等各种类型 。 此外 , 他还坚持每天练10分钟毛笔字 。
采访人员到访的前一天晚上 , 翟荟正在读《偏见的本质》 。
在他看来 , 科学家也被贴上了太多“标签” , 存在很多固化认识和刻板印象 。 “比如科学家就是不顾家的、很苦的、很忙的 , 如果都是这样 , 青少年还怎么向往科学事业呢?”
“科研也是一种职业 , 科学家也有自己的生活 。 ”实际上 , 回到家中 , 翟荟也经常做饭 , 关心孩子的学习 。
采访人员注意到 , 翟荟的手机里没有微信等社交娱乐软件 , 只有一些常用的功能性软件 。 相比于“冗杂无用”的信息 , 他更喜欢沉浸在阅读中 , “读书 , 能让人静下来 。 ”
在一次差旅中 , 翟荟发现整个车厢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看书 , 不少人是在看手机 , “我还是希望看到更多人能一起阅读 。 ”
从科学馆的西门出来 , 草坪上摆放着一些凳子 , 一旁是小荷塘 , 鸟叫声不绝于耳 。 在这里 , 翟荟时常与学生们探讨科研 , 很多灵感也迸发自这里 。 (田瑞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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