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 80 岁母亲是女同性恋者( 三 )


于是的问题几乎可以套用到所有性少数群体身上 。 但对于拉拉来说 ,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她们是女人 。
像李莲荣 , 她无法像王建华一样独立决绝 , 所以非常痛苦 。 「王建华文化水平本来就很高 , 也有自主权 。 她可以离婚 , 而且 , 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能都带走 , 谁都不给 , 她就能做到 。 」于是说 。
李莲荣的经历和选择更具普遍性 。 在中国 , 作为一位老年女性 , 她被社会身份包裹 , 既要照料孙辈 , 还要照料和自己一样年老的丈夫 。
对于老年性少数来说 , 她们自觉地接受时代的规训 , 顺从主流意志和价值选择 。 其中 ,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 到了适婚年龄 , 就应该跟异性结婚 。

图源:图虫创意
这种状况 , 今天依然普遍 。
女性权益的整体境遇相比于半个世纪以前有多少改变 , 答案并不乐观 。 身为拉拉 , 在这一语境之下 , 更像是双脚上铐 。 也因为性别差异 , 拉拉与男同两个群体的境遇和个人生命体验大为不同 。
李莲荣在安慰王建华时 , 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我们早就分房睡了」 。 这是无法离婚的拉拉安慰另一方时的常用话语 。 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个苦涩的事实:女性的身体不属于自己 , 真正能属于她的 , 只有自己的心 。
于是收集的老年拉拉的故事里 , 只有王建华的前夫发现了她喜欢同性 。 其他人则浑然不知 , 没人发现或者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是同性恋 。 「老年拉拉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悲伤的 。 没人关注 , 也没人在意 。 」
在小荻看来:「这些女性在家里的角色就是一个——老婆 。 什么叫老婆?洗衣服、做饭 , 一日三餐伺候老公 。 在家里 , 她是妻子、母亲、奶奶或者外婆 , 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 , 不会表露自己的情感需要 , 没有人去考虑 , 也没有人需要 。 」
对于男同性恋来说 , 走入异性恋婚姻被视为最大原罪 , 因为他们「制造」了「同妻」(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 与男同性恋结婚的异性恋女性) , 让后者遭遇情感和身体上的折磨 。
但对于拉拉来说 , 她们走进异性恋婚姻之后 , 「制造」「同夫」的「罪名」甚至都难以成立 。 因为作为女性 , 她们很少掌握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动权 , 包括性主动权 。
于是接触的老年已婚拉拉中 , 她们在婚姻中能为自己争取的最大自由就是到了晚年之后的分房睡 , 进入事实上的无性婚姻 。
这之前 , 丈夫提出需求 , 不管是为了「履行」妻子的「责任」 , 还是被强迫 , 很多时候 , 她们即使不愿意 , 可能也无法拒绝 。
平等之路仍然漫长
在性少数群体中 , 两性权利关系的不平等依然投射其中 。
很多情况下 , 男同群体不会天然地将拉拉群体视为完全对等的权利主体 。 因此 , 即使同为性少数群体 , 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长期的张力 。
很多男同 , 事实上主观「利用」了自己的性别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 , 可以很明确 , 我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家庭给我面子 , 同时我还要一个后代 。 生了孩子以后 , 他就可以离婚或者再也不碰这个女人」 。 一位已经走入异性恋婚姻的男同朋友在聊天中 , 曾这样告诉于是自己结婚的原因 。
然而 , 让她明确建立这种自知的经历 , 是 17年前 。
一次社群组织大会上 , 一位国内早期的男同组织负责人告诉十几名参会的拉拉代表们:「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你们就读几本书就完了 。 」
于是说:「那时我就开始意识到 , 男同女同虽说性取向都指向同性 , 但有相当大的区别 。 」根源就在于男性和女性各自作为权利主体时 , 女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次要地位 。
与此同时 , 支持拉拉的女同组织 , 也往往更难获得发展资源 。 相较于男同组织受惠于艾滋病防控大形势 , 她们很难从国家艾滋病防控资金、慈善基金会等主要筹资渠道申请到专门针对拉拉的资金 。
不过 , 这也指向了一个性少数群体在国内发展的潜藏问题 。
在国内的公共语境中 , 提到性少数群体 , 一般会先想到男同性恋 。 而提到男同性恋 , 很多人又会先想到艾滋病 。 这一污名化的联结 , 至今仍未消解 。
针对性少数群体 , 公共观念的改变漫长而艰难 。
固有的观念 , 让很多人只看到性少数群体在性取向上的不同 , 但却忘记了 , 除去这一点不同 , 大家其实一模一样——都有爱的需要 , 都想在社会中找寻自己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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