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上话虽不多 ， 气氛却也融洽自在 。 一直走到了高高耸立的二战纪念碑 ， 我们才停下来 ， 望着江面出神 。 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新马斯河就是莱茵河的下游 。 我前任的老家就在莱茵河畔 ， 我以前老是念叨：君住长江头 ， 我住长江尾 ， 日日思君不见君 ， 共饮长江水 。 ”
07
“你一定要来中国看我啊”
我在鹿特丹见到的最后的风景 ， 就是在这新马斯河边 。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 疫情下欧洲大学的不景气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孤独 ， 都促使我作出回国的决定 。 最后的两周之中 ， 几乎每天都与不同的朋友见面、告别 。 心里觉得温暖又难过：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朋友 。
飞离荷兰的前一天 ， 我原本是要在办公室里度过 ， 并与三个同事约好 ， 下班时间在公共区域喝酒聊天 。 但防疫政策收紧 ， 让大家都去不了办公室 。 德国同事伊娜发来消息说 ， 还是希望能够郑重地道别 。 于是我们在市场大厅门口碰头 ， 一路走到了新马斯河边 。
我们在二战纪念碑前找了张长椅坐下 。
长椅朝着新马斯河奔流入海的方向 ， 伊拉斯谟桥就斜跨在我们眼前 ， 更远处屹立着体量巨大的鹿特丹大厦 。 伊娜从随身的袋子里掏出一小瓶意大利气泡酒、一盒鲜切水果和一盒胡萝卜蛋糕 。 一个路过的女子见我们想要自拍合影 ， 便主动提议帮忙拍照 。 伊娜没有带开瓶器 ， 她本来想发挥特殊技能 ， 用打火机把瓶盖给撬开 ， 却失败了 。 最后 ， 她把瓶口抵在附近花坛的坛沿上 ， 才把它弄开 。
伊娜原本是我们系里的研究生 ， 毕业后留下来做了研究助理 。 她很早就在四处申请博士项目 ， 由于这一年机会有限 ， 她不得不在系里多留一段时间 。 最近 ， 她终于申请到了安特卫普大学一份待遇优渥的博士生职位 。 从鹿特丹到安特卫普坐火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 伊娜需要考虑是要搬去陌生的安特卫普 ， 还是继续住在朋友较多的鹿特丹 。
这一年中 ， 在办公楼尚且允许少数人进入的日子里 ， 我和伊娜时不时地在系里碰头 ， 一起吃午饭 。 我们还曾一起冒险去看了场电影 。
然而 ， 直到眼下 ， 她才告诉我 ， 疫情间的社交距离让她感到孤立无援 ， 产生了抑郁的情绪 。 她找到了一个远在巴西的心理咨询师 ， 定期在网上做咨询 。 巴西咨询师收取的费用对拿荷兰工资的她来说非常划算 ， 何况目前荷兰的咨询师 ， 也只能提供网上咨询 。
我开玩笑说 ， 她应该早点告诉我 ， 这样我也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 两周多以前 ， 我找到一个住在鹿特丹的英国咨询师 ， 她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始为我做催眠治疗 。 这大半年来 ， 孤独和焦虑激发了我的强迫倾向 ， 对物品和自己的身体吹毛求疵 。
当鹿特丹大厦的玻璃幕墙开始映射落日的余晖 ， 我俩也已经冻得手脚冰凉 ， 便开始沿原路返回 。
鹿特丹大厦/Unsplash
路上 ， 伊娜说 ， 她一个要好的法国朋友也要离开鹿特丹了 。 我说 ， 没关系 ， 以后可以去法国看她 。
这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命运 。 我们在鹿特丹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 与他们成为朋友 ， 日后的某个时刻 ， 又不得不与他们分离 。
走到最后的十字路口 ， 我们无视社交距离 ， 拥抱了一下 。
“你一定要来中国看我啊 。 ”
“好啊 ， ”这个素食主义者说 ， “为了中国食物 ， 我会破例吃点肉 。 ”
我们挥了挥手 ， 就此分道扬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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