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影响因子“大跃进”,滥用何时终止?( 二 )


长期关注影响因子演变的德国吕贝克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教授弗里德·保罗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将研究方向转向新冠 , 他们试图获得更高关注和更多科研资金 , 对新冠研究的资助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 期刊也知道发表“与新冠相关的一切”可以提高影响因子 。
2018年 , 保罗斯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心理科学系妮可·克鲁兹、吕贝克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教授索伦·克拉赫共同发表了论文《影响因子谬论》 。 论文作者保罗斯等人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复中提及当下“新冠研究热” , 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这是期刊在下注 。 ”保罗斯等人认为 , 影响因子就是期刊的“货币” , 影响因子越高 , 期刊未来几年的投稿就越多 , 经济收益和认可度也就越大 。
中国的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创办于1990年 , 由中科院主管、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主办 。 近年来 , 其影响因子一直在跃升 , 2021年达到了46.297 , 比2020年的影响因子翻了近一番 , 位居国内期刊首位 , 也在亚洲生命科学领域期刊中夺魁 , 被称为“国产期刊之光” 。
《细胞研究》主编李党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 今年 , 期刊影响因子大幅提高得益于新冠论文的“超高引用”贡献 , 尤其是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 , 其引用次数会比其他论文高很多 。 但在“新冠热”下 , 期刊并没有刻意去多发表与新冠相关的文章 , 而是注重平衡 , 在发表标准上和其他论文一视同仁 。 2020~2021年 , 《细胞研究》发表的新冠文章占整本杂志的25%~30%上下 。
李党生解释 , 疫情以来 , 《细胞研究》对新冠论文的接收基线实际上在不断提高 , 比如在2020年初 , 期刊发表的第一篇新冠论文“非常简单” , 是关于在细胞上做抗病毒药物筛选 , 但考虑到当时“大量东西是未知的” , 文章发表有利于增加科学界对新冠的理解 。 到后期 , 随着各种动物模型、临床试验的跟进 , 期刊收稿标准也从“一个简单的发现”进化到“有重大突破性进展”“这种动态调整 , 要求我们对研究的整体形势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和恰如其分的把握 。 ”他说 。

2021年2月9日 , 法国东南部城市阿勒尔的一家医院内 , 医护人员在照顾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 图/视觉中国
【期刊影响因子“大跃进”,滥用何时终止?】“玩法”还有很多
除了引用分布不均外 , 另一个最常被诟病的算法缺陷指向“分母和分子间的不平衡” 。 文献计量学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舒非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 影响因子统计的是一个期刊在两年内收到的所有引用数 。 但最大的问题是 , 这些引用数针对的是期刊上所有类型出版物 , 除了论文、综述 , 还包括社论、新闻、科学通讯等 。 前者称为“可引用项目” , 后者称为“不可引项目” 。 计算影响因子公式的分母只纳入前者 , 分子两者都计入 。 “为什么《自然》和《科学》的引用数那么高 , 因为很多引用来自杂志发表的新闻和通讯 。 ”
舒非指出 , 影响因子算法是一个1970年代的公式 , 在1970至1990年代 , 期刊很少发通讯、新闻这类文章 。 而现在从整体来看 , 期刊发表的“可引项目”和“非可引项目”大约各占一半 。
另外 , 蒙特利尔大学信息科学教授文森特·拉里维埃批评 , 影响因子计算是基于两年的引用窗口 , 并不适用于所有学科 。 不同学科论文到达引用峰值的周期不同 。 例如 , 生物医学论文在发表后8年内平均累积了50%的引用 , 而社会科学研究则至少需要13年 。 美国著名记者、新闻编辑、“撤稿观察”网站创始人伊万·奥兰斯基还发现 , 对影响因子的追求可能让一些期刊延迟撤稿 。 根据“撤稿观察”网站的统计 , 论文平均撤稿周期约为三年 。
多位教授指出 , 期刊进行影响因子“游戏”的最主要方式 , 是在审稿建议中要求投稿作者增加对期刊内文章的自引 。 近年来 , 由于对期刊“自引率”识别力度加大 , 一些期刊转向更隐晦的“互引” , “关系紧密”的期刊组成“互引联盟” 。
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助理保拉·斯蒂芬曾担任《科学》审稿编辑委员会成员 ,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 , 由于这种潜规则的存在 , 即使在期刊没有“要求”情况下 , 很多作者也会在投稿前“主动”增加自引以满足审稿人的“期望” 。 2019年 , 《自然》调查了4300名研究人员 , 当被问到“是否因为同行评审压力而在论文中引用多余的研究?”时 , 66%的人回答“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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