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乌蒙深处、乌江岸边的化屋村里，游人如织。紧邻乌江源头水域的同心广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同胞对山歌、吹芦笙，与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
这个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大峡谷的村寨，过去的名字叫“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群山阻隔、险流环绕，这里曾被列为人类不宜居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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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一景（2月3日摄）。新华社采访人员 欧东衢 摄
“以前外出，都要翻过一个叫‘手扒岩’的几十米高的悬崖，勉强站得住脚，手要拉着崖边的树藤、石缝才能避免摔下去。”说起以前村里的出山路，贵州省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党支部书记张玉芝很是感慨。
脱贫攻坚决战也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决战。4年前，“化屋基”苗族群众从悬崖下搬到了江边的移民新村。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民族文化发展旅游，2019年，化屋村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作为贵州第一大河，乌江从大山深处奔涌而出，注入长江。流域最高点海拔2900米，而河口水面仅为海拔136米，巨大的天然落差造就了“一座水电富矿”。
乌江的径流量与黄河相当，成为我国第一条实行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河流。千里乌江、十级电站，青山绿水中串联成线，总装机866.5万千瓦，源源不断供给着绿色能源。
作为川东与黔东北的重要纽带，乌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古时从四川、重庆运送盐，沿乌江逆水而上，进入贵州东部和湖南湘西；又将桐油、生漆、五倍子、木材等贵州土特产水运出境。这种生态延续千年，形成了一条历史悠久的“盐油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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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乌江特大桥（4月19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采访人员 欧东衢 摄
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20世纪60年代以来，川黔铁路乌江大桥、川黔公路乌江大桥、贵遵高等级公路乌江斜拉桥、兰海高速公路乌江特大桥和渝贵快速铁路乌江大桥相继在遵义市乌江镇境内不到两公里范围内的乌江之上建成通车。
五桥飞渡乌江的壮丽景观，成为“地无三里平”的贵州交通巨变的有力见证。
2014年，我国提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贵州省被纳入长江经济带规划。乌江梯级电站上即将投入运行的“超级电梯”，又将帮助沿线群众实现多年来“通江达海”的夙愿。
“铁腕”治江：“生态河”实现绿色蜕变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以近四成的省内面积，承载着贵州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快，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流域地区。
两岸资源富集，乌江流域拥有我国最大的磷化工生产基地。曾几何时，因工业的快速发展，乌江变“污江”，一度拉响生态“警报”，成为贵州八大水系水质达标率最低的河流。
乌江治理，难在治磷。34号泉眼治理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位于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34号泉眼是一个岩溶泉，附近企业磷石膏废渣产生的污水渗漏到地下，通过地下水系从34号泉眼集中涌出流入乌江。污染严重的时候，乌江镇河段整个江面成了“米汤河”。
十多年来，贵州以34号泉眼为重点，痛下决心解决乌江磷污染难题，源头治理、以渣定产；末端兜底、标本兼治。
“为了弥补‘环保欠账’，企业投入可以说不计成本。”贵州磷化集团董事长何光亮说，企业投入34号泉眼的环保治理费用已超过10亿元。
“进入汛期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汛情和水位情况。”贵州磷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梁礼强说，去年汛期，34号泉眼污水处理设施全系统开机，实现污水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
乌江清，贵州水清。治理乌江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生态治理加快了乌江流域“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
为解决磷石膏废渣带来的环境问题，贵州全力推进磷石膏用于生产新型建材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对新产生的磷石膏，在矿井下就地回填。
2018年，贵州出台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化工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肥、磷酸等产品指标直接挂钩，倒逼企业提高废渣综合利用，加快转型升级。
2020年，乌江干流水质首次达到Ⅱ类标准，“牛奶河”变成“清水河”，34号泉眼下游再现碧水东流、清波荡漾。
红军抢渡乌江是激发斗志重塑信心之战，如今，红色“英雄河”正在努力打赢另一场“战斗”：保护好乌江流域的绿水青山，才能赢得金山银山。实施全面禁渔后，沿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绿色产业，让退捕渔民没有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