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 女科学家流失之殇( 二 )


更多的偏见 。 科学家的招聘、晋升等机制长期以来是按照男性规范定制的 , 女性往往被认为能力较差 , 需要更多地证明自己才能获得晋升 。
更少的支持 。 科研工作需要频繁的技术交流 , 而女性往往收到的学术邀请更少 , 获得的研究资金也更少 。
这些障碍使得女性从一开始就像个科研世界的“局外人” , 需要从初级职位开始艰难地攀升 , 劳动投入和职业收获不成正比 。 因此 , 大量拥有STEM学位的女性会直接选择退出相关行业 , 投奔那些更具女性友好度的劳动市场 , 比如教育、医疗等等 。
(某女性科技从业者的自述)
二是挫折感 。
在“兄弟”文化主导的科研领域 , 也促成了一种寒冷的职业氛围 , 给女性研究人员的心理和情绪带来极大的压力 , 在苦苦挣扎中更容易选择放弃 。
比如性骚扰就很容易发生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 , 在学术科研领域中很常见 , 此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家杰夫·马西 , 就因为性骚扰而被解雇 。 当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受性骚扰时 , 工作满意度和绩效就会下降 , 离职的可能性也更大 。
男性主导下的排她文化 , 使得不少女性在科研工作中感到孤独 , 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也较低 。
加上社会对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缺乏鼓励 , 高级职位上的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榜样较少 ,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女性发展的消极环境 。
外部因素和内在心理的双重捶打 , 令女性更容易退出科研事业 , 也就让许多提升女性科技领域代表性的措施收效甚微 。
解题思路:女性参与科研还需要哪些条件?
在这样的性别隔离现象面前 , 许多政策似乎都成了正确而无用的废话 。 比如改善招聘和晋升途径 , 建立包容文化 , 促进薪酬公平 , 开展反偏见培训 , 制定反骚扰政策等等 。
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们可能在心里大喊:在做了在做了!
那么 , 还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需要帮助的地方呢?
比如配额机制 , 能保障一部分高层次精英女性的权益 , 但更多具有潜力和天赋的STEM女性可能来不及进入教授评选、院士评选 , 就“被消失”了 。
而相比配额 , 许多学术会议、行业论坛开始要求设置女性分会场、专项板块 , 就是一种更广泛的支持 。 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女性学生和初级工作者 , 可以借助这样的形式认识到代表性的女性榜样 , 在女性主导的场合下更自在地交流 , 形成科学共同体 。
这种支持使女性在“兄弟文化“中找到一群和自己具备相同生命经验的同行者 , 有效地减少职场压力 。
相比之下 , 科研工作对女性来说“性价比”低的核心问题 , 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 。 一份《中国女性科技精英科研产出规律分析》研究发现 , 中国女性院士的科研生产力往往在50 多岁才开始迅速增长并持续到高峰期 , 此前的20~49 岁都呈现缓慢上升状态 。
也就是说 , 困难几乎贯穿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中青年时期 。
如果要撬开一个缺口的话 , 或许信息技术科学等新兴领域 , 应该会成为女性投身科学研究的首选 。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未来就业报告》中提到 , 云计算、工程、数据与AI、文化与内容、销售等将聚集更多的专业人才 , 数据分析师、AI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等需求将大幅增加 。
目前 , 中国的女性科研精英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化学、医药卫生工程等学科 , 在信息工程等领域占比还比较小 。 而应用工程类研究更容易产生科研成果 , 近十年来 , 女院士当选的平均年龄工程院比科学院偏低 , 也说明越早积累研究成果与科研成就 , 女性科学家就有潜力跻身更高的科研岗位 , 获得更强的发展优势 。
《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一书中 , 提到了非常多女性科学家的故事 。
比如玛丽·居里 , 虽然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 但1911年法国科学院却拒绝接纳她为成员 , 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德国数学家埃米·纳脱被提名为格丁根大学的教员 , 有人抱怨“当我们的战士返回大学 , 发现自己要屈尊向一个女人学习 , 他们会作何感想?”;
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对核裂变的发现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 在柏林大学研究期间被禁止出入男科学家工作的楼层……
今天 , 上述偏见基本消失或者减弱 。 历史已经证明 , 即使身处错误之中 , 女性也能靠努力坚实地站在科研世界中 。 而女性的潜力 , 对于科研工作、科技创新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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