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 马的驯化过程:波泰遗址和颜那亚人的迁徙( 三 )


在这种情况下 , 建立联盟 , 互赠礼品就变得重要起来 。 考古记录中铜、金和珠宝的扩散说明 , 人们在追求身份地位并炫耀财富 。 而之前 , 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 。 但是 , 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到了这一时期 , 开始出现一些经过精细打磨的石制权杖 , 其中有的还是马首形状 。 即使早在这一时期 , 骑马似乎也都与战争紧密相连 。 正式的骑兵要到3000年前的铁器时代才出现 , 但是 , 骑马术刚出现时 , 人们就会骑着马袭扰其他部落 , 偷窃他们饲养的动物 , 这又会引起部落间致命的仇杀 。
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末期 , 大草原上的牧民流动性又增强了 。 在这一千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 , 气候条件改善 , 但是随后又恶化了 。 大型的畜群需要走更多的地方才能找到足够的牧草 。 这似乎催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 牧民已经不能像在波泰一样 , 再继续过着半定居的生活;他们需要和家畜家禽一起迁徙 。
对于迁徙 ,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马车 , 这些轮式车辆就最先出现于5000年前的大草原之上 。 这一推测听起来很精确 。 那么 , 在有关马车的实际线索很少的情况下 , 考古学家到底是怎样得出这一推论的呢?车辙一般保存不了数千年(即使人们发现了印记 , 也不可能将其与雪橇留下的印记区分开来) 。
答案就在这些草原居民的墓葬中 。 草原居民仍然修建坟头 , 在堆土之下会埋葬他们的精英分子——通常为男性 , 而马车也会作为陪葬品下葬 。 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之间 , 黑海—里海草原上有一些宏伟的墓葬 , 墓坑中放置着尸体和拆解的马车 。 这种新的文化因这种墓葬仪式而得名“颜那亚”文化 , 颜那亚就是俄语中“坑葬”的意思 。 当然 , 当时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名字 。
车轮本身可能并非在草原上发明的 。 人们认为 , 轮式车辆要么是来自西方 , 即欧洲 , 要么来自南方 , 即美索不达米亚 。
最早的轮式车辆的图形是在波兰一处遗址中被发现的 , 时间约在公元前3500年;而在土耳其发现的一件泥制车模型则是约公元前3400年的 。 有这些带有顶篷的牛车作为移动房屋 , 牧民就可以跟随着大批家畜家禽迁徙 。 当然 , 他们还会骑马 。
考古学家认为 , 在四季的轮回中 , 牧民春夏两季会居住在开阔的草原之上 , 到了冬天则会在河谷中扎营 。 很关键的是 , 那些河谷中会有树 , 不仅能提供柴火 , 也能用以修理车辆 。 虽然“颜那亚”文化(其特征有骑马、以车辆作为流动的家、修建坟头等)存在于整个黑海—里海草原 , 但是各地区在饲养的家畜和种植的粮食作物上还是存在差异的 。
在东部的顿河流域 , 人们主要饲养山羊和绵羊 , 只有少量的牛和马 , 用来搬迁 。 他们的食物除了羊肉 , 还有地里挖的植物块茎和藜属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与藜麦非常接近 。 而在西部草原 , 人们更多地处于定居状态 , 他们饲养牛和猪 , 种植一些谷物 。
但是 , 与公元前5000年的那些早期骑马的游牧民族类似 , 颜那亚人并没有一直待在草原上 。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0年时 , 他们开始向西迁徙 , 来到了多瑙河下游河谷的匈牙利大草原 。
另一方面 , 他们也向东迁徙 , 接触到了中国早期的农民 。 这样 , 在西方驯化和种植的动植物传到了东方 。 铜的冶炼也有可能从西方传到了中国 。 在颜那亚人之后 , 草原上的人们似乎还一拨一拨地向东西两个方向迁徙 。 在5000年的时间里 , 这种情况反复出现 。 有史可考的最后一拨人类迁徙是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 。
史前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东方和西方原有社会的影响大不相同 。 在中国 , 游牧民族似乎融入了定居的社会形态;而在西方 , 他们侵占了原来被其他游牧民族占领的土地 , 这就产生了撞击效应 , 使得原来的游牧民族再往西迁徙 。
颜那亚文化在欧洲的扩张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 , 这种影响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 。 遗传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利用现代生物和古代生物(如果能够找到的话)的同异模式构建了种系发生图 , 这种谱系图能够说明进化的历史 。 语言学家利用比较语法和词汇 , 也可以做出不同语言的发展图谱 。
许多古代和现代语言 , 从英语到乌尔都语 , 从梵语到古希腊语 , 都可以归入印欧语系 。 语言学家不断地追溯语音的发展 , 直到有了一种最接近原始印欧语的语言 , 这种语言一共有约1500个不同的语音 。 这些语言学家是否找到一种古代语言的线索 , 很难验证 。 但是 , 考古发现揭示了赫梯语和迈锡尼希腊语中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单词 。 关于这些单词 , 历史语言学家也都做了正确的预言 。 因此 , 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语言学家所重构的语言发展图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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