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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任直隶总督20余年 发展洋务强化淮系势力

清朝的直隶(辖区约略相当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及河南、山东两省部分地区) ， 其地域拱卫京师 ， 政治地理因素非常重要 ， 故为清廷所特别重视 ， 在疆吏的心目中也被格外看重 ， 有“直隶为各省领袖”之说 。晚清时期 ， 除了直隶和幅员辽阔的四川是一省特设一总督 ， 其余都是两省或三省合设一总督 。
从晚清直隶总督的任用情况看 ， 不算短时护理、署理而未发挥多少作用者 ， 实际履职施政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员 ， 依次有琦善、讷尔经额、桂良、谭廷襄、庆祺、恒福、文煜、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陈夔龙等16人 。在刘长佑以前的7人中 ， 除谭廷襄之外 ， 其余都是满、蒙贵族(庆祺、恒福为蒙古族 ， 其他四人为满族) 。这绝非偶然 ， 应该说与清廷的民族偏见和统治策略密切相关 ， 可以揣摩其中的隐意：直隶的主政者如同皇家的“守门人” ， 从满、蒙亲贵中选择才最为可靠 。不过 ， 此事终究是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 客观形势的变化 ， 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力量的消长格局 ， 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情 ， 就是清末在镇压反清起义的过程中 ， 清朝阵营内部湘、淮系军政集团势力崛起 。两大军政集团的要员纷纷出任督抚 ， 成为当时清朝政治权力再分配格局中的醒目现象 。
就膺任直隶总督而言 ， 湘、淮集团中最早者是湘系要员刘长佑 。他尽管不是曾国藩所部湘军的最嫡系将领出身 ， 但属湘系“元老级”人物之一 ， 并是较早跻身封疆大吏者 。他于咸丰十年(1860)被授职广西巡抚 ， 比曾国藩首次出任疆吏的时间还略早些 。同治初年 ， 直隶总督文煜不能有效镇压近畿的反清起事 ， 刘长佑从两广总督任上被移调直隶 ， 清廷指望他能扭转局面 。刘长佑在任期间 ， 军务上虽较前有些成效 ， 但终究也遏制不了彼伏此起的起事 ， 于同治六年(1867)冬去职 。
刘长佑之后 ， 直隶总督由满洲贵族官文短时署理 ， 其人说不上有什么作为 ， 不过他与湘系集团的关系相当微妙 。官文任过多年湖广总督 ， 曾被湘系集团中另一重要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笼络利用 ， 数年间与湘系集团维持了表面的和谐 。胡氏于咸丰十一年秋病逝后 ， 官文与湘系集团的关系趋于逆转 ， 其间明争暗斗渐多 ， 终于在同治五年 ， 官文被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奏劾 ， 被解除总督之职 。后被召京另用 ， 其署理直隶总督 ， 显然是朝廷拟复加重用的信号 。只因其人腐化成习、为政无能 ， 到同治七年秋 ， 便有了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移调直隶的朝命 。
这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已有七八年之久 ， 两江既是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最终收功之地 ， 又是他长期营造的个人势力根基深厚之区 。清廷把他调开 ， 尽管是到畿辅要区 ， 但他还是不免陷入所谓“圣眷已差”的疑虑之中 。次年春他才正式到任 ， 但对直隶从官风、民气到自然环境全不看好 ， 不过他还是努力操办政务 ， 把重点放在练兵、饬吏以及治理河患方面 ， 对文教之事亦颇用心 。不料同治九年 ， 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教案 ， 他受命前去处理 ， 陷入极端难堪的境地 。恰此前接替他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遇刺身亡 ， 曾国藩遂被命回任两江 ， 而接替他任直隶总督的 ， 便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
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 ， 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 ， 他本人早年也曾向曾国藩问学 ， 结下师生之缘 。他自同治元年即跻身疆吏之列 ， 及此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 ， 成为地位进一步提升的一大契机 ， 其间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获兼任“北洋大臣”之职 。此前 ， 设有“三口通商大臣”的专职 ， 管理“北洋”地域三个通商口岸的相关事务 。此时该专职裁撤 ， 改为直隶总督的例定兼职 ， 这样其职事就包括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 ， 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 。因此 ， 有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 ， 遥执朝政 ， 凡内政外交 ， 枢府常倚为主” 。更有学者说 ， 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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