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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 ， 骑电动车闯红灯的案子常有 。 昆明女子徐英（化名）被拦下后 ， 拒绝配合 ， 既不肯当场缴50元罚款 ， 也不让扣车 。 执勤民警将她制服后 ， 强行扣车 ， 不料却惹上官司 。
一、两项违章 ， 拒绝配合
事发当日 ， 徐英骑电动车穿行某十字路口 ， 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骑行 ， 也没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
民警小廖将她拦下 ， 当场开出罚单 ， 罚款50元 。 徐英拒不缴纳 。 小廖要扣电动车 ， 徐英拒绝下车 ， 坐在电动车上 。
小廖十次警告 ， 自己将采取强制措施 ， 但徐英仍然置若罔闻 。 民警随即将她从电动车上拉下来 。 结果 ， 她摔倒在地 ， 依然挣扎不止 ， 被民警徒手制服 ， 受伤住院 。
徐英被诊断为左尺骨鹰嘴骨折 ， 也就是肘关节骨折 。 另外 ， 头部损伤 ， 浑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
她住院21天 ， 花费医疗费2万余元 ， 被鉴定为10级伤残 。 民警所在单位垫付了她的医疗费 。
二、争议焦点是原告违法在先 ， 受伤是否自陷风险
徐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要求确认民警的强制行为违法 ， 并赔偿自己的各项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 。
争议一：民警强制扣车是否违法？
被告交警部门认为 ，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 ， 对违章者作出罚款50元的决定 ， 被上诉人拒不缴纳的 ， 民警有权采取扣留其电动自行车的行政强制措施 。
但是原告徐英拒绝配合民警执行职务 。 民警共十次口头警告无果 ， 徒手制止对方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 ， 将其从车上拉下 ， 合法合理 。
原告徐英反驳称 ， 自己虽然违章在先 ， 但受伤并非咎由自取 。 更何况 ， 人的身体、生命是无价的 ， 只要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 该赔偿的就应当赔偿 。
争议二：相对人不配合行政强制措施 ， 造成人身伤害 ， 执法部门是否需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被告交警部门认为 ，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五条的规定 ，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 受法律保护 。
本案中 ， 徐英拒绝并且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 ， 民警采取以徒手制服的方式制止违法行为 ， 应当受法律保护 。
被告特别强调 ， 法律不强人所难 。 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 未使用警械 ， 而是采取徒手制止的方式 ， 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 。
徐英现场不配合执法 ，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 ， 是当事人自陷风险的行为 ， 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 不能将该结果的原因归责于现场民警 。
对于原告受伤的事实 ， 被告表示同情 ， 但坚持认为 ， 法律需要每一个公民的敬畏和尊重 ， 守法义务的履行应当是合法权益获得的前提 。 民警依法执行职务 ， 应当予以法律上的肯定 。
原告徐英反驳称 ，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规定 ，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 ，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的 ， 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
而且上述的“其他违法行为”并不是指具体行政行为 ， 而是行政事实行为 。 因此本案不能纠结执法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 ， 只要有对造成原告人身伤害的事实行为 ， 执法部门就应当赔偿 。
三、现场民警的一个行为 ， 导致整个强制行为被确认违法
本案一审、二审都是原告徐英胜诉 。 交警部门在一审败诉后 ， 提出上诉 ， 依然没有翻盘 。 法院是如何看待双方的行为呢？
首先 ， 法院肯定了原告徐英存在不配合或阻碍上诉人执法的行为 ， 执勤民警有权采取适当的现场强制措施 ， 将原告从电动自行车拉下的行为 ， 并无不当 。
依据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十九条：“对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 尚未严重危及公民或者公安民警人身安全 ， 经警告无效的 ， 公安民警可以徒手制止 ， 情况紧急 ， 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 ， 可以直接使用徒手制止 。 ”
其次 ， 法院认为执勤民警的徒手制止行为超过了必要限度 。 这一点 ， 二审法院判决书讲述得更加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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