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古代官员住房福利待遇:官员大多租房住( 二 )


明代官员住房采取了新的措施 。当时的京官依照品级的高低,可以使用皂役为家里做杂物,也可以不用皂役而将给皂役的工钱折算归自己 。这些钱积攒起来,允许将本单位公房一次性买断 。但是,房子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个人,其产权仍属于机关单位,官员若要调走或退休,必须把房子退还给所在单位 。
清代的官员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基本实行福利分房,制定有住房标准,由政府按照级别分配 。如一品大员给住房20间,形同小型的王府;二品官员给住房15间,三进三出的大院;三品官给住房12间 。往下类推,七品县官给住房4间,就是九品科级干部也给住房3间,是个像样的四合院,住个两代之家也没有问题 。官员住房超标,就要受到查处,一般也不允许搞豪华装修,有些官员就在住房问体上出了问题,甚至被送进了班房,住进了这样的“公房”而悔之晚矣 。
古代官员租房也有高要求
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 。二是租房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 。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 。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 。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地宅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 。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 。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 。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 。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 。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 。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 。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 。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 。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做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 。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 。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 。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 。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 。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 。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 。”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 。”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 。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 。十九年(1754),又移寓横街 。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 。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 。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 。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 。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 。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 。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 。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 。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 。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 。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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