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北洋军阀袁世凯复辟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 )


袁氏政权还陷入“僭主政治”的合法性困境 。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揭示君主制与僭主制在表面共性之外的深刻差异:“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 。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当他坐定王位的时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君主)不惧怕他所继承的祖先的荣耀:相反,他还要用自己的荣耀将其发扬光大 。(僭主)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利,尽管他强迫世界承认了它们 。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 。他徒劳地想从显赫与胜利中寻求庇护 。在他的庆典上和战场上,那个鬼魂与他如影相随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4—285页 。)袁氏政权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民国共和制度的外壳使袁氏无法利用当时社会尚存的儒家尊君思想赢得政治认同与忠诚,而“帝王总统”的独裁实质则又与民主制度大异其趣,也根除了从宪法中获取合法性的可能 。袁氏政权徘徊于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之间,却无法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凭依,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迫使袁氏政权力求名实相副 。袁遭天下唾骂,成为独夫民贼,正在于他抛弃了向民主共和制度迈进的选项,而是一手倚仗军力,一手利用或借重美、日法政学家古德诺及有贺长雄等人,妄图复辟君主制,重拾传统合法性,博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与忠诚 。
民初中国社会诸般乱象使“后革命”时代的政治价值逐渐由民主和自由转向集权和稳定 。杨度曾写道:“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 。国本既立,人心乃安 。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页)革命激情消退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内,民主共和政体才能顺利运行,其功效才能得以顺利发挥 。而王朝颠覆使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地方主义不断高涨,国家处于分裂境地;满、蒙、疆、藏渐生离心倾向,面临帝国主义瓜分之虞 。旧有政权虽弊端丛生,但似乎尚能维持全国范围内表面上的政治稳定和法律秩序,而新政权的软弱则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紊乱 。混乱和分裂的现实危险强化了重建中央集权、重立统治权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会渴望与需求 。这种社会心理构成了袁氏复辟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
【解密:北洋军阀袁世凯复辟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洪宪帝制不仅致力于解决袁氏政权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同时还隐含了新一轮中央集权运动的潜在可能,而这不能不激起甚至包括冯国璋等袁氏旧部在内各地方、各派别的一致反对 。其时任何一种重建中央集权的企图——无论以共和的名义也好,以君主的名义也罢——都会威胁其既得利益,从而遭到阻挠破坏 。传统观念认为,洪宪复辟失败的根源乃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笔者只想进一步指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可能还意味着:由于民主政治合法性已取得对传统儒家政治合法性的民情优势,地方实力派在反袁复辟军事斗争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可谓“师出有名”,而袁氏政权在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中因合法性固有缺陷而渐落下风 。在此,民众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成为维护地方分裂既有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权意图之间的斗争砝码,民主与帝制间的较量使中国的政治局面由可能出现的统一滑向了持久的分裂,洪宪帝制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一次重建中央集权努力的失败 。换种视角看待民初历史,洪宪复辟也许具有某些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而绝非只是一场历史闹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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