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游牧民族?
对于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朋友们,有一处总是绕不过去的疑问,就是为何先进且富裕的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北方草原上落后的游牧民族 。关于这一点,笔者从多个方面加以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 。
中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较多,而遥远的北方草原则是大陆性气候 。相对于中原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环境更加寒冷、干燥 。而气候的不同决定了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无法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只能转而发展狩猎、畜牧,从而人种的机动性更强,也更“嗜血凶猛” 。
北方的大草原虽然干燥贫瘠,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养马场,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拥有众多马匹,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草原人民强壮的身体和坚毅的性格,每个人都能随时跨上战马,摇身一变成为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主宰——骑兵 。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给中原王朝强大压力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契丹、女真、蒙古,他们的人口数量总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却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常常掌握主动权 。
(恐怖的蒙古骑兵)
一方面是北方绵长的国境线,中原王朝要处处防备,以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袭,军事力量无法重点集中 。而游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处,所以虽然在人口和军队总量上无法跟中原王朝相提并论,但是在具体细化的战斗中,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战场上的优势 。
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凶悍的骑兵部队,其战术机动性,要远远优于中原王朝步骑混编甚至步兵为主的军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汉同匈奴的对抗 。自汉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发动全面反击的“马邑之谋”为止,汉朝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位统治者共计60余年,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 。面对匈奴的数次入侵,汉朝的军队均无法在第一时间予以有效的应对,而当大军合集,要对匈奴军队实施打击的时候,对方却早已带着掳掠的人畜财产打道回府了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大举入侵,其侯骑甚至一度逼近西汉王朝的国度长安,整个国家惶恐不安,而最后的结果是“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 。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
这一战充分的体现出游牧民族骑兵部队作战的机动和灵活性,使其拥有巨大的优势 。其后汉武帝改变被动防守的策略,转而采取积极的攻势,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军事史上的革命,汉朝从此以骑兵部队作为主力,利用其机动性,采取大规模迂回、闪电战突袭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再无力量与汉朝抗衡 。同样,唐初李靖灭突厥之战,也是利用骑兵轻兵掩袭,而建立了不世功勛 。
时至两宋,辽、金、西夏、蒙古无不利用重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在战场上肆意纵横 。而宋朝立国之时,就有先天不足 。其一是燕云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让给辽人,失去了中原王朝赖以依托的天然防线,胡人的骑兵可以任意纵横于华北平原,而北宋军队却无险可守;其二是北方马场的丢失,使得宋朝无法像汉唐那样组建大规模高素质的骑兵部队,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面对胡人的骑兵部队,常常是不堪一击 。当然宋朝外战外行的原因不仅于此,但是这都足以证明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巨大威力 。拥有天然牧马场出产的良马以及坚韧、凶悍的高素质兵源,无疑是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 。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原王朝属于农耕文明,从南至北,由东到西,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不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国家机器来掌控,所以从秦汉大一统开始,除极个别时间外,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是不断的强化中央集权,中央政府要做到对于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其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而整个政府机构的设置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庞大、复杂 。这种庞大而复杂的机器,想要运转起来,总是要费一番力气的,而且容易出故障 。
与之相对,北方游牧民族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决定了其社会形态的简单化,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也较为简单,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使他们的组织架构更加的军事化,不仅仅是牧民可以很轻易地转变为士兵,政府也可以很简单的转化为战时政府,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此来构建的,所以几十万牧民可以一瞬间就变成一只强大恐怖的军队,而简单的组织架构,则可以很高效的的运转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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