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优待士大夫之谜 “刑不上大夫”是后世误读( 二 )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 。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 。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 。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 。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 。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 。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 。其余诸书中，《挥鏖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 。”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 。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 。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 。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 。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 。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 。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 。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 。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洽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 。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 。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 。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 。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 。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 。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 。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 。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 。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 。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 。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 。……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 。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 。”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惇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 。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 。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 。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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