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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这三点不如曹操 揭秘袁绍到底哪里不如曹操( 二 )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 。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这个评价太客气了 。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 。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 。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
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 。
2、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 。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 。”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 。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 。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
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合与高览 。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 。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 。
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 。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 。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 。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 。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 。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 。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 。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 。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 。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 。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 。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 。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
3、激励乏术，输在德行 。
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 。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
所谓厚德者，治道也 。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 。
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 。”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 。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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