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史见证中国近现代史学重大发展变动( 二 )
山东大学陈峰教授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要内容,1840年之后的中国史学不再孤立发展,非常有必要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考察,方能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重大变动。他指出,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尚有薄弱之处,比如文化机构与西方史学的传播,从新的研究视角探讨期刊传播的信息和知识在史学演进中的作用,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史学传播的回应,就能够促进学术研究更加立体和多元。
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表示,从中外学术交流的视角,探寻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命题。中国近代史学主要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和编撰形式的延续,一是反映时代精神和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著述的不断问世,以及新的史学思潮、史书编撰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目前的研究多从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史家对社会的能动反映来叙述近代史学,对西学东渐及其影响重视不够,致使近现代史学史线条单一,需要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全面展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和规律性。
《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著者、聊城大学赵少峰副教授认为,中国史学演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社会的变革与文化发展、史学自身求变与历史编纂的变化、出版技术的革新、社会新兴阶层的积极推动。这四个因素在近代中国社会体现的尤其明显。近代出版机构是晚清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载体,同样对西方史学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的官办出版机构、民办出版机构以及西方国家在华创设的出版机构在西方史学传播的动机、内容以及影响方面存在差异性,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对认识中国史学转型的时代条件、内外动因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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