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二十载，立身后立足_：阿里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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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阑夕

阿里步入第20个年头，给杭州写的那封文采飞扬的信又刷屏了。早些时候，社交媒体热衷于讨论广州是否被杭州取代从而掉出一线城市的话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后者拥有阿里和网易这种明星级互联网公司但前者没有。抛开城市地位的争执不论，腾讯之于深圳、百度之于北京似乎都不及阿里之于杭州这般影响深厚，甚至上海市政府都曾大张旗鼓的研究过「为什么上海产生不了阿里巴巴」的议题。反过来亦然:杭州对阿里的滋养也显而易见，如果不是杭州，也难有今日之阿里。马云在谈及杭州时表示，古老的年代人类栖水而居，因为水陆交通发达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极多，而未来人类会选择数字科技发达的地方定居，所以杭州将会是一个样板。这也是阿里一贯而为的价值观，将发展融于为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创造价值增量，既产生商业价值，也承担社会责任。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比如「绝不明知有害而为之」，但他老人家又说不需要独立的企业伦理，反对为企业专门设立道德框架，这是一种理性至上的社论，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微弱起来。几十年过去后，当企业的体量增长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的演进时，它们身上的责任空荡就日渐凸显出来，无论这种责任，是被外界要求赋予的，还是当事者主动设计的。比如素以员工福利优厚著称的Google在旧金山开了一条免费接送无车员工上下班的巴士线路，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旧金山的市民却集体抵制这个项目，认为Google是在挤占公共交通资源。所以旧金山的几条街区往往会出现一副奇妙的画面，一边是穿着带帽卫衣和牛仔裤的年轻人在等候他们的通勤巴士，一边是情绪高亢的当地居民们手持标语木牌表示反对，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冲突，但关系的紧张却是实实在在的。最近几年以来，不止是欧洲的GDPR，连美国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也开始对大型科技公司滋生警惕，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让公众不再一边倒的纵容技术进步。换句话说，企业的价值观，不再只和企业自身有关，它在某种程度上，会转化成为企业的外部竞争力。在亚马逊雨林遭受火灾侵蚀的当下，有人呼吁亚马逊公司的CEO杰夫·贝佐斯买下亚马逊雨林用以保护生态，尽管难免有些道德绑架和玩笑色彩，但其给出的理由也并非毫无道理：有利于优化亚马逊的公共形象。与发达国家科技企业的「水深火热」相比，中国社会对于互联网巨头的要求主要侧重于实务层面，像是动辄会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的面部识别、数据隐私等问题，放在这边并不会上升到足以动摇企业根基的高度，反而是在管理方法论的构建上，兴趣更高。就像Netflix的热门纪录片「美国工厂」所呈现的那样，全球化的企业必然面临从文化氛围到价值取向的巨大冲突，不再容易得出标准答案，而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涉法扼杀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场面，也莫名的显得荒诞起来。阿里也和华尔街的经典理论框架有过不轻的矛盾，比如「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价值观，坦率的说，这种名次排序其实没有具体意义，只是一种抽象表态，但它背后挑战的，却是华尔街数百年贯彻出来的「股东第一」价值观。「股东第一」的起源，来自作为现代商业基石的私有产权制度，它的逻辑并无错误，却会引起理解上的偏差，也就是在假设股东利益和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企业的抉择就会遭受质疑，并带来「毛孔里滴着肮脏的血」这种指控。阿里是带着股东靠后站的价值观赴美上市的，并受到了与它设计的「合伙人制度」相似的待遇，一度被视作是扭曲商业权力的做法。结果到了今年，反倒是包括摩根大通、苹果、通用汽车、美国银行在内的近两百名CEO，在一个圆桌会议上签署共识，共同声明股东价值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投资员工、为客户服务、支持供应商和社区成为了公司经营的重中之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掉头，也应证了全球风向的变化：企业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止是停留在创造利润上面，它提供的就业岗位、提升的生活品质、改善的社会环境，都得老调重弹，反复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