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 四 )_张维迎：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来源

在研究生期间，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专门学习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每次由我主讲（我感到最好的学习办法是讲课）。因为我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人认为这是走歪路。何老师知道后，不仅没有批评，而且非常高兴。我到北京工作后，有人说我的微观经济学很地道。我想，这与何老师的“自由放任”政策分不开。

何老师的自由放任也给他自己带来过麻烦。1983年8月，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很快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全国性批判，被省委列为陕西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作为经济系主任和我的硕士导师，何老师面临巨大的压力，多次被上级要求写批判文章。他很不情愿，拖了几个月，最后不得不写了一篇敷衍了事。但他从来没有当面训斥我，反而要我别有心理压力。我知道自己给他惹了麻烦，他是代我受过，一直在保护我过关。我心存感激，也深感内疚。

反精神污染后，何老师并没有吸取教训，为我制定什么清规戒律。我依然我行我素，任凭思想自由飞翔。1984年4月，我写了《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提出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的价格改革思路本质上是否定计划经济的，与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背道而驰，但何老师认为“言之有理”，同意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硕士论文。有人为我捏一把汗。好在十月份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气候比较宽松，年底我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何老师很自豪他用“民主”的方式培养研究生。是啊，如果没有何老师的民主精神，我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肯定胎死腹中，甚至压根就不可能坐胎。